施蛰存和他的同学丁玲

    施蛰存一生，在小说创作、文学翻译、古典文学研究、金石碑版考索等领域，均有重要收获。施蛰存还是一至性至情之人，对相交的朋友，他总是牵记于心，历久不忘。这朋友中，丁玲可算是一个著例。 
　　其实，从交往的程度看，施蛰存与丁玲并不算深，他们是从同学认识的。1923年，上海大学开始兼收女生。在当时，这还是新鲜事，所以，女生入学数量很少。施蛰存与丁玲同在的文学系，女生仅五六名。这时他们的关系，仅仅限于同堂听课罢了。 
　　1988年，《新文学史料》二期刊出一篇《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其中谈到当时在上海大学的情况：“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说到当时丁玲的“傲气”，施蛰存到晚年还有记忆。由于女生少，每堂上课时，男生总是先进教室，而将前面两三排给女生留出。女生总是最后鱼贯而入，“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 
　　施蛰存与戴望舒坐在第三排，正在丁玲和其他女生背后，但同学半年多，大都只能看见背影。想看个正面，还得在老师发讲义时。一叠讲义放在第一排女生桌上，让其后传，这样才能照面，那真是“惊鸿一现”。可惜也就是如此，其他，包括课外，囿于当时社会风习，就没有什么交往了。就连这样有限的同学关系，时间也很短，不过半年多一点。之后，丁玲去北京求学，施蛰存则在上海开始了小说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 
　　在这段时间，丁玲也在北京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梦珂》及其早期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获得了极大的名声。她的这些作品，大都发表于上海的杂志，这使她与爱人胡也频对去上海发展充满希望。1928年春，他们一同来到了上海。这样，施蛰存与丁玲又有了交往。 
　　当年10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女士结婚。戴望舒、杜衡、刘呐鸥这些老朋友不用说，沈从文、叶圣陶、冯雪峰也来参加婚礼；作为同学的丁玲，也与胡也频一起出席庆贺。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寓所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过了四五天，文艺界大都知道了消息，但却都保持沉默，不作报道。这与当时政治上的黑暗及高压大有关系。当时，施蛰存还在编辑《现代》杂志。将于6月1日出版的三卷二期，已经开始了第三校。施蛰存为了将这一暴行公告天下，便在最后一页的“编者缀语”中，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 
　　话说得很有尺度，但看得出为了能使文章刊出，施蛰存是竭力压低了愤怒的情绪。接下来的一期《现代》杂志，施蛰存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鉴于当时繁复的形势和纷乱的消息，施蛰存又写了几句图版说明：“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被绑，疑幻疑真，存亡未卜……” 
　　《现代》杂志勇敢披露丁玲被捕的消息，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反响。后来一度传来丁玲已遭杀害的消息，读者便纷纷致函《现代》，要求介绍丁玲的生平和作品，还要求《现代》出追悼丁玲专号……施蛰存在读者来信中选出两封，并附以编者答复。 
　　丁玲被绑架数年，后脱逃，辗转去了陕北。1949年后，丁玲是文艺界领导人，施蛰存在上海从事教学研究，便基本没有过联系。但是，丁玲后来的遭遇，施蛰存则在报纸上和朋友那里听到很多，所以，对于这位老同学友人，他还是颇为惦念的。 
　　1979年3月，施蛰存“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教授级别及工资得到恢复，他又开始了任教工作，心情也为之振奋。此时，又恰好看到丁玲公开露面，并读到丁玲发表的文章；这两重的好消息，叫他思念起往日的同学之谊。在“文革”中，上海盛传丁玲去世，叫施蛰存十分担念。在这样的心情中，1979年6月24日，施蛰存写下了一组七绝《怀丁玲诗四首》： 
　　〈一〉 
　　丁玲不死真奇迹，弱骨珊珊大耐寒。 
　　幽谷春回恩怨泯，好扶健笔写桑干。 
　　〈二〉 
　　滔滔不竭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 
　　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 
　　〈三〉 
　　登楼双笑自矜夸，买得和瓷好建家。 
　　曾许新年邀茗叙，岂知缘悭一杯茶。 
　　〈四〉 
　　万类霜天竞自由，白云苍狗乱吟眸。 
　　浮沉今日谁为主，莫遣书生悲白头。 
　　《怀丁玲诗四首》写出后，施蛰存寄给了一家报纸，希望发表。在附信中还告诉编辑，如果发表不了，请他将诗转给丁玲。这当然是想与老同学联系的意思。但诗作未能发表，连信也退了回来。信上批了一句：“丁玲地址不明”。施蛰存又将这四首诗寄给一家文艺刊物，但久没有回音。施蛰存怕稿子丢失，连发了三封信，才将原稿追讨了回来。这样的诗作不能发表，施蛰存不明白为何。“想来想去”，推测出两个理由：“（一）我没有资格怀念丁玲。（二）怀念丁玲还不是时候。” 
　　当时，丁玲的作品才刚刚在刊物上露面；她头上的“帽子”，还没有完全摘除。经过无数运动，经过“文革”后的报刊编辑，仍如惊弓之鸟，发表这样的诗作，显然心有余悸。诗作终于还是发表出来，但已距写作相隔了两年多时间。1981年，《艺谭》编辑向施蛰存约稿。施便交出这四首怀丁玲的诗，《艺谭》刊发了出来。施蛰存后来宽容地说：这四首诗“文章不合时人眼”，当时发表不出来，也并不奇怪。 
　　这几首诗，丁玲读到了。“白云苍狗”的变幻情景，这几十年她也深有体会。她便开始给施蛰存写信，相互恢复了往来。1982年，丁玲将自己新出的著作寄给施蛰存。在扉页上写着“施蛰存同学指正”。以“同学”称呼，使施蛰存“甚感其犹未忘学谊”。1982年暑假，施蛰存应邀前往山西长治讲学。在讲课参观之际，无意间听说丁玲曾在此劳动过，便专门前往了较偏僻的老顶山公社嶂头村，访问丁玲1975年出狱后与陈明下放时的地方。当他看见丁玲当时所住房屋时，不胜感慨。施蛰存对同学怀念之情的深度，由此行可以印证。这叫我们后来的读者也“不胜感慨”起来。 
　　1986年，丁玲病逝。对于这位老同学，施蛰存仍难忘怀。1989年，世事激荡，施蛰存感慨万端。他又开始续写中断有15年的“浮生杂咏”诗。在这组诗的第36节，又专门写到丁玲： 
　　冰之落落难谐俗，骨重神寒志不降。 
　　晚岁自知多傲气，故人犹幸许同窗。 
　　“冰之”是丁玲本名的字。“多傲气”自然是指丁玲晚年对自己在上海大学时的神态描摹；许“同窗”，是丁玲赠施蛰存书以“同学”相称之事。 
　　从时间看去，施蛰存与丁玲直接交往并不算长。中间中断的时间，却有近50年之久。但是，丁玲被捕时，施蛰存在黑暗沉重的环境里，勇敢披露消息，进行追怀，这是令人敬佩的；数十年后，听到丁玲的消息，又写诗怀念。这种友情，是完全没有功利的真挚；外出讲学，又专程去了丁玲落难时的山村居处，这是对历史有无限感慨，同时对个体人生有深切关怀的行为……仅此一段友谊，可以读出施蛰存对生命的追索情味。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对他打开“四面窗”的优异成绩，对艺术的不懈探求精神，有更为清澈的领会了。 
　　(选自《人民政协报》) 
　　 

用户名(必填)

100分 80分 6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