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丹而冷眼旁观“国学热”

      这些年来据说兴起了一股“国学热”，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引起了广泛重视，最新的事例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的走红。于丹受到热烈追捧，是因为她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讲《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这样的讲题按理不在公众的兴奋点上，但于丹却因此大受欢迎。4月5日，昆明东川区政府邀请于丹面向机关干部、企业员工、教师、医生等3600人成功举办了关于《论语》的讲座，当地报纸谓之“于丹掀起东川八面风”；连北京市清河监狱也邀请她为全体服刑人员讲《论语》，服刑人员里也有不少人买了她的《〈论语〉心得》，管教民警称：“大墙里的‘于丹热’并不亚于墙外。” 　　 
　　可是，这番风光，真的是“国学”掀起的热浪吗？《论语》和《庄子》原著畅销了吗？研习古文和中国思想史成为时髦了吗？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生源大增了吗？ 　　 
　　很显然，于丹的红遍全国，并不因为她讲解了《论语》、《庄子》这些属于“国学”范围的学问，而是因为“美女教授”的媒体噱头、电视的巨大传播力和她本人出色的口才、优雅的讲台风度——现代媒体的操作和于丹的个人魅力是这阵热潮的原因所在，而不是古奥艰涩的“国学”对人们产生了吸引力。
　　所谓“国学热”里，于丹是新锐人物而不是代表性人物，代表着“国学”水平的，被认为是九旬高龄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而今年初，季先生却在病中表示要辞谢“国学大师”的桂冠，一时以“谦逊之风”被广为报道。只有少数明眼人指出，季羡林先生到底是不是“国学大师”，的确可堪商榷。所谓“国学”到底是什么，有两种说法：一是指相对于“西学”的中国独有的学问，比如四书五经；一是指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古往今来的研究，即中国历史。融汇二者，国学可定义为关于中国传统的学问。而这位总是被冠以“国学大师”的老学者，其实一辈子在研究古印度语言文字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研究外国语言文字的成了“国学大师”，这个错位只能说是个笑话，难怪季先生在病中也要辞谢。 　　
　　在这些年的所谓“国学热”中，闹出的笑话还不止这一个。在历次“你心目的国学大师”调查中，鲁迅、胡适也每每名列其中，得票还往往靠前，而这二位总体上恰恰是和中国传统文化持对立态度——鲁迅对传统有大量激烈批判的文章，有名的话是“我以为要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中医不过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而胡适，其大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终结了文言的历史。把这样的新派人物列入国学大师”，如果鲁、胡二位地下有知，只怕会为自己被人如此“恶搞”而哭笑不得。 　　
　　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所谓“国学热”质量实在不高，概念不清，误解频频，连“热潮”中推出的符号性人物都选得不伦不类——如前所述，还可以再问一句：社会上真的有“国学热”存在吗？同为思想文化热潮，可以看看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学热”：“美学热”之时，在学生宿舍、饭店餐桌和市民客厅，处处可听到关于“美的本质”的业余高论，连女工都去买美学书，李泽厚一本《美的历程》连续加印八次！相比之下，国学在社会上何曾享有过这样的荣耀？这些年来，经济大热，体育大热，娱乐大热，而所谓“国学热”，虽经大力鼓吹，其所达到的广度深度不过是微波弱澜而已。 　　
　　支撑着“国学热”这个概念的，是北大国学班，是人大国学院，是在城市建“国学文化社区”，是部分学者倡导“读经运动”，是私人办学机构“孟母堂”等等，也就是国家力量和知识文化界在由上而下地努力营造这股热潮。追溯源头，“国学热”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候，知识界在政治事件和商业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失去了80年代那种意气风发的势头，在满目萧杀的逼仄话语空间中，情愿不情愿地开始弃“思想”而搞“学问”，从热情介入现实到退入传统和古典，走上类似于乾嘉朴学的路子；而有关方面看到这一思想文化趋向不但不会涉及敏感地带、可给知识界的才智一个“安全”的疏导渠道，而且和新置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相契合，立即十分欢迎，予以鼓励利用。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报道《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国学热”开始显山露水。而另一种说法是，“国学热”自酝酿到形成，背后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策划操纵。可以相信，思想文化上的“国学热”和电视演艺上回避现实社会生活的“古装热”一样，都是管制和引导的结果。官方的主动意志和学界的无奈趋向在“国学”上找到了结合点，在双方“合谋”下，“国学热”虽不汹涌，“事件”上却也一浪一浪，以不断推出的举措将其不高的热度维持到了今天。其中得失，一言难详。

用户名(必填)

100分 80分 6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