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名校为何渐失吸引力

      日前，美国6所“常春藤”大学――耶鲁、斯坦福、杜克、芝加哥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威尔斯理学院的招生机构人员，聚集复旦附中，举办招生说明会。此前，香港诸多高校也到内地“摆摊”。近年来，国外和港台高校到内地招生，已经成为高考中一道格外引人注目的风景，每一次都引得展厅内外人头躜动，几乎没有一个考生和家长会对此视若无睹。更多的家长，则在会场之外，在孩子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暗暗使劲，把海外和港澳高校作为孩子未来大学的首选目标。
　　在内地恢复高考30年后的今天，莘莘学子已悄然开始“背对内地高校”，他们面朝哪里？一方面“面朝大海”，面向海外和港台高校。这部分人群主要是家庭经济较好的“中产阶层”；另一部分则直接“面向社会”，不再把上大学当成人生重要的目标，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广大农村和城市贫困人群中全面抬头。
　　曾几何时，考大学是国人心中多么辉煌的梦想啊！中国家长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考上一所大学，如果哪个村庄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那几乎是全村人的荣耀；衡量孩子有没有出息，是否聪明和努力，最重要的标准也是能不能上大学。可是，才多少年过去，内地大学已经成了家长和学子们心中手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内地名校为何渐失吸引力？一方面固然跟海外和港台高校向内地学生频送橄榄枝有关，打开国门后的国人开始看清了内地高校和海外及港台高校的巨大差距。但这只是外因，而且几千上万人的录取人数相对于每年上千万的高中毕业生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也就是事物发生变化的内因，是我们的内地高校，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没有赶上和超越世界大学发展的潮流，而且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在“自甘落后”“自我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诚如著名学者丁学良所言：我们不能说中国大学没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相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相对于学生的家长、社会对教育投入的资源相比，它的产出、它的效益是远不成正比的。高等教育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表面化的。
　　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中国高校的衙门化和“大楼化”。官本位回潮，逆改革潮流而动。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就发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打破教育界的官本位。今天“副部级”的大学已经达到了39个。行政管理者本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现在好像反过来了，行政管理人员成了主人。
　　“大楼化”则是与“大师化”背道而驰，大学有了钱，不是拿来聘请优良师资和为学生服务，而是拼命盖大楼，楼堂馆所硬件赛五星级，远超过许多世界名牌大学，腐败也借此横行，但是教师和学生的权利却得不到保障。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的政绩远高于教师的权利和学生的前途命运，有钱盖图书馆，却没钱买书。甚至四处借贷也要大上项目，乃至于有人担心高校要破产，不少高校把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作为还贷的“本钱”。课程设置上，也极其僵化，几十年一贯制，比如政治课，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内容大同小异，浪费青春和生命。直到近日，高校政治课才作出微调：7门课减为4门，教材全国一本通。严重的还在于，中国高等院校至今还是铁桶一块，私立学校始终没有获得和公立学校一视同仁的法律保障。
　　今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495万人，在每年20%以上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严峻就业形势面前，教育部官员日前回应说：不上大学（就业）压力更大。此论不假。问题是上大学获得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否与上大学的成本相适应？
　　不妨看看香港的大学，他们学费虽高，但不少人都能获得高额奖学金，足以支付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而内地大学的学生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能获此“殊遇”。武汉晨报日前特派记者实地探访香港8所高校，采访了十余位内地在港大学生，发现在香港上学的孩子更快独立。在这里，面对轰炸而来的信息，想要充耳不闻很难。在港大，1名教授带5名学生。在内地，别说本科生，有官职的教授带几十个硕士生博士生太稀松平常了！在港期间学生可出国交流提前体验世界名校生活。在港大，每个学生均有一学期到一学年不等的出国交流机会。来自内地的葛俊是香港理工大会计学系2006届毕业生，本科阶段曾远赴英国和意大利短期学习一学期，还在韩国参观了亚太经贸组织会议首席行政长官的高峰会。港校的实习真刀真枪地做事，实习完后，已有职场中人的感觉。求职时，就业服务中心会针对每位毕业生给予一对一的指导。从申请工作到制作简历，再到面试技巧的传授，直至最后与公司签约，港大就业服务中心的一条龙服务让毕业生省心不少。
　　细节决定成败。而细节的背后是办学理念，是以学生和教师为本位，还是以大楼为本位以官为本位。而在办学理念的背后，是制度。是竞争还是垄断的制度？是依附于行政还是独立办学的制度？
　　今年，北京小升初只有9万学生，而今年全国高校在北京地区招生已近8万人，也许用不了五六年，国内很多高校将面临招不满的局面。此时不改革，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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