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代朋党之争

　　历朝历代都有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官僚，但官僚之间开始进行规模化的倾轧则首推唐朝。
　　唐代朋党之争，又称牛李党争，牛即牛僧儒，李即李德裕。传统说法是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党争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科举、藩镇等几个大问题上。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程式化、理想化。笔者认为，唐代朋党之争的产生以及内容远非如上所述，而具有更加恶劣的历史背景.
　　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唐代党争肇始于宪宗时期。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制举中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而当朝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见牛僧孺、李宗闵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这件事引起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疾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
　　但是在这个阶段，党派斗争的色彩并不十分严重，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两党领袖牛僧孺、李德裕等人还未执掌朝廷大权，另一方面是由于雄才大略的唐宪宗的极力压制。这方面的党争集中体现在对科举取士和藩镇割据的态度上。从实质上讲，这段时期的党争仍有可取的地方，这点以后还会说到。
　　导致唐代朋党之争开始发生质变从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的时间是长庆贡举案。举人杨浑之极力贿赂当朝宰相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贪婪的段文昌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主持春闱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可杨浑之还是在公元821年的那个春天落第了。恼羞成怒的段文昌向皇帝弹劾钱徽取士不实，翰林学士李绅、元稹支持段文昌的说法。于是举行了复试。复试的结果很糟糕，十四名新进士中被淘汰了十一名，其中包括权贵李宗闵的女婿、裴度的儿子、杨汝士和郑覃的弟弟。于是，冲突首先在段文昌、李绅、元稹与李宗闵、裴度、杨汝士、郑覃等人之间产生，这里很难说谁是牛党谁是李党，但冲突的确产生了。以此时间为标志，唐代的党争开始变质，开始划入严格意义上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元和时期的党争多存在于对科举、藩镇等的政治态度上，这样的争论仍然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可是自长庆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丝毫看不到有意义的内容，而完全是一些能将对手打倒在地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斗争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现在举一例以窥全局。牛党领袖李逢吉为陷害其夙敌李绅请旨将其晋升为御史中丞，而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他料定脾气暴躁的李绅必然会与个性同样暴躁的韩愈发生冲突。果然，二人很快吵得不可开交。李逢吉立即以有失大臣体统为由，一石二鸟，请罢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唐代党争真正陷入了尔虞我诈的权力争夺中中，朝政败坏，并且深深的影响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正常发展，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品格开始划向堕落的深渊。
　　实际上，长庆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如群星闪烁，层出不穷，并且不乏文化泰斗似的人物，比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等。但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党争的泥潭，沉迷其中无以自拔。这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国士大夫传统价值观由此开始堕落的悲哀。
　　下面再说一下朋党之争产生的深层原因，唐代朋党之争始于宪宗朝，历穆、敬、文、武四朝为最盛期，至宣宗时结束，垂四十余年。从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在元和中兴的缔造者宪宗朝党争虽然萌芽，但未成燎原之势，并且党争的内容也都是与国家大政方针有关的，基本上没有影响政局的稳定运行。在“小太宗”宣宗朝，李德裕被贬死，牛僧儒也没有得到重用，四十余年的党争在大中朝终于结束。而穆、敬、文、武四朝，穆、敬荒淫无度不理政事，文宗孱弱，武宗佞道并且在位时间不长。由此可见，弱势君主的存在正是唐代党争的温床，并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渐成燎原之势。而在强势君主面前，党争则会减弱以至消失，所以宪宗朝可以控制住党争，而宣宗朝则结束了党争。可以试想，如果是在女皇武则天朝，党争绝不会出现，而会齐心协力地服务于当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强势君主缺位就能产生党争的话，为什么其他朝代没有产生类似有唐一代规模的党争呢？这要归结于影响唐代历史进程的又一个大因素---唐代宦官。一般来说，强势君主的缺位意味着权臣的上场，比如霍光王莽张居正等人，他们的强势弥补了君主的弱。这时候不会出现朋党，如果出现也都是自己的党羽，不会发生唐代党争中贬官一拨拨流死岭南的事情。而掌握着神策军的唐代宦官可以在甘露之变一天之中杀掉600余名中央官员，所以中晚唐的权力在宦官手中，而朝官中出现不了强势重臣，即使外戚亦不可得，所以造成了朝官势力的涣散。强势君主的缺位，监督机制的缺陷，自身力量的涣散，这一切导致了唐代朋党之争的产生。
　　唐代的朋党之争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一起构成了影响中晚唐历史进程的三大历史因素。朋党之争的出现不仅毒化了政治空气，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运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当朝官员士大夫价值观的集体蜕化，他们抛弃了传统儒家文化中士大夫的价值观，而全部投入到无限度的争权夺利与尔虞我诈的过程中。他们最终没有将自己身上优秀的文化素养转化为优秀的政治素质，也许这正是唐代党争的最大悲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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