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不做驯服的羔羊——历史名人史可法遗迹采访记

　　“史可法纪念馆”是座历史英雄主义的丰碑。一进入纪念馆大门，只见苍松翠柏郁郁葱葱，一片庄严肃穆气氛，史可法不是一个愚忠愚孝、不识时务的明王朝殉葬品，而是一个受到顶礼膜拜、光照千秋的民族大英雄形象。“史可法纪念馆”六个大字是朱德题的。史可法墓前有幅著名的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是由清代文人张尔所撰。
　　洪承畴翻案是亵渎史可法
　　进入二十一世纪，有些地区开始为晚明降将、清史定为“贰臣”、民间称为“引狼入室大汉奸”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把历史结论彻底翻个。如辽宁有个尚可喜，叛明投清，剃发易服，掉转枪口朝老东家杀来，从关外打进北京，一路南下，在广州屠城10日，惨不忍睹。就是这么一位人物，如今的结论全变了，变成了一个“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减少生灵涂炭”的大功臣，当年的“汉奸部队”变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功勋军队。
　　如果这些人物的翻案论能够成立，牵一发就要动全身，一大批晚明重要人物的结论都要翻过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吴三桂和史可法。吴三桂曾是明朝晚年智勇双全的青年将领，他一手训练的4万“关宁铁骑”是晚明建制齐全、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也是崇祯皇帝生前唯一可指望、可倚重的部队，如谈到大清开国之功，吴三桂是居功至伟。他在山海关击败了李自成的主力部队，为清军打开了通向中原的大门；是他征战15年，连战皆捷，为清朝打下了半个江山。吴三桂的开国功绩比洪承畴与尚可喜大得多，故事精彩得多，他的结论也得重写，他在昆明的平西王王府也得重建，也得辟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如果说洪承畴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有功之臣，那么置晚明的郑成功、史可法于何地？史可法在政治上、军事上与洪承畴、尚可喜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如果说投降清军是顺应进步的历史潮流，那么史可法忠于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就是一种可笑可悲的愚忠，是腐败的明王朝的殉葬品，没有任何价值；他死守孤城扬州是毫无意义的抵抗，是阻碍国家统一的反动行为，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他在扬州给予清军较大的杀伤，最后招致清军“屠城十日”的报复，几十万人被杀，史可法对江南人民犯下了大罪。2006年6年6月，记者在扬州拜访了“史可法纪念馆”，所见所闻就是冰炭无法熔于一炉，廉耻无法混为一谈。史可法与洪承畴都是明朝晚年的重臣，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承认洪承畴叛明投清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大功巨，那么就完全亵渎史可法。历史是不是这样，请看“史可法纪念馆”是如何描述的。
　　史可法的历史地位无法撼动
　　史可法纪念馆馆长王枫对记者说：“史可法纪念馆的前身是史公祠，参观者已超过一千万，无一不认为他死守扬州抵抗清兵侵略是民族英雄行为。300多年来，人们对史可法极为敬仰，如说助清兵南下，建立民族压迫政权是进步行为，反过来否定史可法的抗清功绩，这样的历史观没有几个人会认同。”
　　日本的汉学家对史可法也极为敬仰，曾向扬州赠送了一件极为珍贵、可称是稀世珍宝的文物，就是“史可法绝笔卷轴”。记者在史可法纪念馆看到的是绝笔卷的复印件，轴柄上写着“明史忠正公家中书遗像真迹”字样，长达6.55米，由清乾隆皇帝“褒慰忠魂”题书、史可法遗像、遗书及历代文人题词三部分组成。遗像中的史可法身着明代朝服，正襟危坐，一脸刚毅的神色。
　　纪念馆内有一著名的景点叫梅花岭。记者上中学时在读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时，还以为梅花岭是一条延绵数里的山岭，以遍植梅花而闻名。在纪念馆看到梅花岭不是一条山岭，是条长不过几十米的土堆。那是明万历年间扬州疏浚护城河时挖出了的大量淤泥，堆在河岸上，形成一条长长的淤泥堆，有人美化环境，种上梅花，称之为梅花岭。史可法在梅花岭召开过抗清誓死大会，生前留下遗嘱，要养子史德威将他的遗体葬在梅花岭。梅花岭因史可法的英名而光耀四海，成了扬州的一大景观。这也反映了扬州人对史可法的崇敬之情。
　　纪念馆内有座史可法墓。这座墓内掩埋的不是史可法的遗体，而是他生前的衣物，是一座衣冠冢。史可法被杀后，清军对扬州实行“十日大屠杀”，城内尸体遍野，其养子史德威找不到他的遗体，只得择其遗物埋葬。就是这座衣冠冢也成为扬州的重要文物，是扬州人心中的一块圣地。看来，史可法民族英雄的地位无法撼动。
　　史可法在扬州组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他是不是作了一次无谓的抵抗，打了一场强弱悬殊、没有取胜希望的战争呢？是不是以几十万条性命成就了千古忠臣的美名并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不朽的榜样呢？
　　一场体现民族大义的激战
　　记者在“史可法纪念馆”看到了大量文物与历史文献，改变了传统看法。扬州之战并不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并不是清军南下途中的一个小波折，而是一场激烈的正义之战，如果扬州之战能获得胜利，将会改变清兵长驱直入、所向披靡的局面，极大地振奋全国的抗清信心。扬州保卫战有可能取得胜利，不是无谓的、没有意义的抵抗。
　　清军南下扬州时，南明政权还有相当的实力，国土还有半壁江山，民心仍向着明朝，留都南京还在南明手中。扬州周围还有上百万明朝军队，“江淮四镇”，即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四大军区司令握有重兵，就在扬州附近。南京还有成建制的军队20多万，驻在长江中下游的左良玉手中还有军队50多万。史可法死守扬州时，如果南明各路军队前往增援，在城下与清军决一死战，清军未必能胜。
　　正是基于这一点，史可法在《答多尔衮书》中表示出强硬而庄重的姿态与必胜的信心。但是南明政权严重内讧，有实力的将领拥兵自重，对扬州见死不救。史可法孤军作战，带领一万多军民与10万多清军精锐部队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给了清军较大杀伤。左都督刘肇基率敢死队400多人，在巷战中就杀敌1000多人。总兵官庄子固率部700多人，在巷战中全部壮烈牺牲。在这场战争中，战死的高级官员达200多人，其中有原兵部左侍郎张伯鲸、副将马应魁、扬州知府任民育等等。这场战争从4月15日开始，到25日结束，历时10天。扬州军民战死的有一万多人，而清军死伤的也有近万人。这是清军入关后遭遇的较大一次伤亡，可见战况相当激烈。
　　为了对扬州人民进行报复，以大屠杀来威慑明朝军民的抗清决心，清军统帅多铎下令屠城，大屠杀进行了10天、屠杀了80万城乡无辜百姓后才停止，从中可见多铎对史可法与扬州军民是多么恼怒。
　　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入侵者，到底要不要拼死抵抗？抵抗没有挽救明朝政权，是不是作了没有意义的无谓牺牲？像洪承畴那样投降顺从求得荣华富贵，就是顺应潮流，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可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想南宋晚年，蒙古骑兵无敌于天下，南宋小王朝又是腐败无能，满朝官员多数屈膝投降，但有一个文天祥就是毁家作军资，带兵勤王，最后英勇牺牲。他所作的不是没有意义的抵抗，而是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扬州保卫战”后的250多年，孙中山又点燃了史可法精神，以“扬州十日”为教材，激励起中国人民的反封建的怒火，终于推翻了满清统治。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还有可能受到外族的侵略，仍然需要史可法这样的民族英雄，就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劣势，仍然需要誓死反抗，不能做驯服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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