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怎么样的一代——恢复高考30年有感之一

　　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恢复30周年的时候，不少77届的大学生弹冠相庆——真的是弹冠，因为媒体上起劲地宣传不少77届的人正处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另外，按照官本位的思想，逊色一些的也是学术和业务的中坚力量了。根据一般的成功概念，这无疑就是成功。身在市井，能够升官发财，能够受到重用就已经说明一切了。但是，既然是在纪念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我们就理应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考察77届大学生的所作所为。大学和大学生是要有理想的，成为和珅、沈万三和西门庆不应该是大学生的理想。
　　时光在流逝，年轻人总会变成中年人和老年人，总会“走上领导岗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77届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进一步说，经历了文革的灾难之后，出现了人才的断层，这也是77届们大放异彩的原因。
　　关键的问题在于，占据了重要位置的77届是否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似乎有权利要求他们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让人民安居乐业；换一个角度，我们还有权利要求他们廉洁自律，并且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不能不遗憾地指出，77届做得很不够。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对有些长一辈领导干部的无知、专横、失职以及与现在无法相比的腐败义愤填膺，相信轮到自己管事的时候会好得多。曾有人认为，随着没有经过战争的下一代人开始担当重任，政策应该越来越温和。其实，我们忘记了鲁迅先生曾经表达过的感悟。
　　鲁迅1927年在《答有恒先生》中这样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鲁迅的话是在“清党”之后说的，因此他谈到了杀戮。在一般的情况下，鲁迅所说的年青人的问题以其他的形式出现。具体到我们的时代，一些年青人有着僵尸一般的精神状态：崇拜暴君，热衷于残忍和阴谋诡计，以辫子戏为娱乐。
　　现在，新一代的官员里面贪污受贿以千万记的有之，包养情妇几十位的亦有之。些在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敢于挪用几个亿的资金，甚至铤而走险，卷款外逃。一些年轻的官员尽管拥有博士学衔，穿西服、说英语，却有着与文盲一样的愚昧和偏执。他们喜欢铁腕，喜欢大干快上，喜欢挥金如土。按理说他们没有这样的资格，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但事实就是这样。由此可见，等来的进步是多么的靠不住。
　　近几年，公众对于学术失范的不满与日俱增。学术造假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多少年来，热衷于假问题的学人，已经算是有良心了。我们看到不少人不但争先恐后地论证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而且多管闲事，嘲笑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水土不服。还有人公开地主张建立等级制度，并且把大众当成改革的牺牲品。
　　最近看到了一些文章，批评郭沫若先生的所作所为。有幸把当今的学者与郭沫若做出比较之后，我认为他们还不如郭沫若。郭老生活的年代充满了动荡和恐怖，可以说，郭老的脖子后面有一把刀。他的行为尽管不好原谅，处境却可以同情。如果为郭老写辩护词，应该是不困难的。现在，学者的脖子后面已经没有了那一把刀，因此他们的很多做法无法得到宽恕。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郭老缺少原则性，有些行为可以用投机二字来解释。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什么坏事是他主动倡导的。现在的学者或者为了私利，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卖力地倡导祸国殃民的大动作、大工程，倡导改天换地，比郭老有过之而无不及。
　　孔子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兴盛，自己贫穷卑贱，这是耻辱。国家腐败黑暗，自己发财做官，也是耻辱。）现在是盛世，自然是“邦有道”。但是，无道的事情也比比皆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披露出来的山西奴隶劳工事件。面对这样的无道，“富且贵”者应该感到耻辱。一些77届大学生既然对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当然也就无法卸掉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最后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代人都是承前启后的。我们的前辈有一些僵化的信仰，对此我们曾经不以为然。有人为信仰的真空欢呼，认为没有信仰之后就不会有荒谬了。今天，没有信仰的我们，拜金的我们，做出了多少坏事和蠢事！我们看不惯韩寒和郭静明们，然而，这正是我们崇尚痞子文学和流氓文化的恶果。文革造成了文化的断层，而对于今天更大的断层，我们难辞其咎。
　　社会是难以改变的，命运或者宿命是强大的。渺小的个体，只能承担有限的责任。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承担了责任。77届的大学生们，如果还要荣誉感的话，就请你们说出应该说的话，在可能的范围内做正确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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