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胡适

　　胡适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但他却是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不读胡适你就不能了解中国人，然而，要了解中国人却不能仅靠读懂胡适。胡适一生共拥有三十五个博士头衔，身前身后都一律名满天下。尽管黄侃、吴宓等人对于他的学问向有微词，但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
　　诚然，单就学养而言，不管是国学还是西学，胡适在当时的中国都不是顶级优秀的。论国学，他的功底不及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论西学，他也无法和康有为、梁启超、辜鸿铭相抗衡。但是，若是论及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贡献和影响力，则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以和胡适相提并论。
　　胡适的国学基础来自于五岁至十四岁在上庄私塾里的认真苦读，而对国学功底的巩固则是在康乃尔大学钻研农科时的恶补。相较于国学，胡适接触西学的时间很晚，直到从康乃尔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去攻读哲学、师从杜威以后才真正开始涉猎。胡适的西学功底稀松平常，他的学生傅斯年和顾颉刚等辈都远远地超过他。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于两种学问都不占优的年轻人，于二十六岁时却一夜暴得大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胡适的评价就一直众说纷纭。颂扬的，把他抬举到云端之上；贬抑的，又把他踩进地狱之下。其实，对于复杂的胡适采取任何一种简单化的褒贬抑扬都是轻率的。胡适就是胡适，他是一座大山，不会因为你吃力地搬块石头到山顶就会使他增高，当然也不会因为你在山腰或山脚下凿去几块石头就会使他变低。
　　胡适站在一个时代的高端，由不得你不去仰视他。时势造就了胡适，反过来，胡适又改变了时势。
　　胡适的成就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他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启蒙实绩；二是开凿了一条贯通国学和西学的文化运河；三是广结善缘，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大多数精英，使其光华辐射到整个世界。
　　我们都知道，《文学改良刍议》和提倡白话文是开一代风气的伟举。胡适文化启蒙的意义在于：是他第一次将“文学革命”的口号系统化为一种理论；他所提倡的“白话文”，更与清末士大夫们专为“引车卖浆”者设计的“土话”实行了革命性意义的区隔，使其真正成为全民族的新语文。胡适的文化启蒙实践彻底颠覆了两千多年来一成不变的“儒家正统文化”的观念，从而为其后爆发的“五四”运动作出了理论和舆论的准备。
　　胡适一生最大的贡献是找到了一个治学的新方法，他利用这个新方法开凿了贯通国学和西学的文化运河。在胡适之前，张之洞曾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将西学和国学完全剥离。而胡适却正好相反，第一次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并且竭力让它们相互浸润、渗透和融合，让其在比较中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正是在贯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中，胡适跳出了老式考据的窠臼，提出了“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主张。他的“祖孙之法”与“实验主义”的方法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脱胎于此。
　　和许多学者不同，读书和做学问从来就不是胡适的“主业”，他只利用业余时间去成就这一切。他一生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了会客上。虽然胡适家里的藏书多达四十个橱柜，但他和司马光一样，大多都没有翻阅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恐怕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和胡适一样拥有那么多普普通通的朋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位登门拜访他的客人。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会客。胡适一生没有仇敌，而他的朋友和学生却遍布海内外。胡适有很多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留下深深刻痕的朋友，其中，既有诸如蔡元培、梁启超、陈独秀这样开一代风气的天之骄子，也有诸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赵元任和徐志摩这样的作家和学者。而他的学生，诸如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吴晗、吴健雄、周汝昌等辈，也无一不是在各自的学科上执牛耳的一世翘楚。在胡适去世前几个小时，他曾得意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的学生中却涌现了饶毓泰、吴健雄、吴大猷三代大家，而第四代的学生中，就出了两个诺贝尔，杨振宁和李政道”。
　　胡适的一生，就是在与朋友和学生的交谈中度过的。
　　胡适以他那特有的亲和力广结善缘，从而成就了自己；同时，他又以其特立独行的高度智慧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树立了一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丰碑。他的思想和道德文章仍将继续影响着几代人。对于有志于做学问的人来说，作为一个参照系，胡适的指标性意义将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
　　稿件来源：江淮晨报 作者：邵江天 
　　发布日期： 2007-12-17 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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