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离世——文革中那个“唯一”的作家走了
作者:佚名 时间:2008/2/29 18:22:46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1144
浩然生平
浩然原名梁金广，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他1949年冬季开始练习写作，自学成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活泉》、《圆梦》等，《苍生》获得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有学者评论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的真实”、“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
1964年10月浩然调入北京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历任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北京文学》主编、《东方少年》主编。1997年5月，在北京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浩然当选为北京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9月至今任北京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陕西文学界追思浩然
他留给我们太多思考
带着时代赋予他的种种色彩与符号，作家浩然昨日在京悄然辞世。得知此讯，陈忠实、贾平凹、肖云儒、李星等陕西知名作家、评论家，对这位远行的“特殊”作家表达了深深的追思之情，同时又不仅仅是追思。
陈忠实：人们可以理解他的人生经历
“浩然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创作、人生经历等等，我想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表示，浩然所反映过的诸如农业合作化等题材，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局限，作为一个艺术家，其艺术成就很不容易，浩然敢于直面时代、直面民众。令人感慨的是，浩然对河北地区农村民众的联系，不仅仅是创作上的联系，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他无负于他的时代。
贾平凹：我很悲痛，浩然是好人好作家
“浩然是好人好作家，他的去世让我悲痛”，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如此表示，他说自己小时候读《艳阳天》读得入迷，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呀故事呀，好像就发生在自己周围，加大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西安见过一面，见面时的细节已记不太清了，感觉浩然这个人非常忠厚、善良。
肖云儒：文学史上有过一段“浩然时代”
评论家、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称，文学史实际上存在过一个“浩然时代”，在那个年代里，虽然严重地受着极左路线和错误思潮的干扰，但浩然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和纪录了那个极左时代许多重要信息。浩然个人是真诚的，尽管受着极左思潮的迷惑，他带有悲剧性的命运，给文学史上留下了值得研究的课题，带着时代的烙印，他辞世了，也可以说是一个特定思潮时代的终结。
高建群：他的作品不能全面否定
曾数次赴《北京文学》领奖的作家、省文联副主席高建群曾几次见过浩然，“看见老汉头发花白，坐到那儿也不太说话，我突然就悲从中来。对他的作品建树，不应像有些偏激的人一样全面否定，应该给予一定的地位”。他认为浩然是当代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程度，在当代作家中非常突出，很多人物形象至今历历在目，浩然是悲剧时代塑造出的悲剧人物，也有着中国文化人几千年来的缩影，不应苛求他。
李星：浩然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
评论家李星认为，浩然是继柳青、周立波之后，中国农村题材写作的后继者，《艳阳天》尤其是其第一部，写得非常好，短篇小说《喜鹊登枝》读起来也很美。浩然不光有配合意识形态的作品，其实还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早期的中短篇，即使是写好人好事式的《一担水》，写农民的精神美、心灵美，依然让人留恋。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人品也是很好的，一度地位很高，但仍然保持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
刘炜评：浩然应该受到尊重与研究
“可以说，浩然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浩然用词的生动与优美，让我感觉到了文学作品中，语言本身是可以具有美感的”，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炜评表示，对于浩然的沉浮与争议，应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去看。从小说的情节、细节、人物诸方面看，浩然的文学质地不错，而且他还在不断地突破、超越自我，把个人文学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浩然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个一以贯之的精神质地，就是对底层老百姓生存状况与心理状况的关注与展现，与柳青、赵树理有一致性，他应受到文学界的尊重与研究。本报记者 王锋
白烨：浩然是个悲剧人物
记者昨日致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学评论家白烨，他说，浩然是文革时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紧跟政治的文学时代结束。浩然是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文学的代表，《艳阳天》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农村生活，对人们了解那段岁月有所帮助。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浩然对农村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生活气息很浓郁。而后期的作品，如《金光大道》，就过于跟风，政治模式化的痕迹很强。
白烨说，他先是看了浩然的作品，后来才认识人。浩然人很不错，为人淳朴，他长期住在河北三河乡下，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不像许多从农村出来的作家，过了几年好日子，就再也不能过艰苦的生活了，所以说，浩然是个很独特、本真、典型的农民作家，他始终保持着对农村的了解。如今这个人去了，对文坛也是个损失。为什么这么说呢？浩然虽然是个很有争议的作家，但他在文革时期却是中国文坛上层的一个难得的见证人，他亲身经历的许多事情，可以为今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史料，可是他的回忆录并不完整，仅有三卷出版。记得前些年浩然和人一起合作出过一本书，书中浩然说他作为一个农民，没有上过学，却经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当时文章出来后，就有许多人出来反驳他。其实，浩然的文学作品，就是政治性太强，但他为人不错，是个忠厚人。在文革期间，浩然是北京作协的革委会主任，他还尽其所能保护过一些人，比如林斤谰、老舍等人。他在河北农村，还扶持过很多农村作家，对年轻人多有提携。总的说来，浩然是个悲剧人物，也有才气，只是遇上文革，把路走偏了。如果没有文革发生，他应该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作家。 本报记者 陈旭
作家浩然昨日凌晨病逝 享年76岁
2月20日凌晨2时32分，原北京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浩然因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北京东方医院病逝，享年76岁。
据浩然家人透露，浩然在北京东方医院第12层的干部病房里已经卧床五年多。此前媒体报道称，脑血栓、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病症把他变成了个植物人。他只能靠输营养液维系生命，但仍有简单的意识。即便是陌生的访客，他也会流露出对人世间感情的体察：一双混浊的大眼睛瞧着来人，牙齿早已疏落，嘴翕动着，嘴角忽向上一咧，眼泪瞬间就噙在眼眶边几乎要渗出来，不时还伴有“啊、啊”的喊声。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副主席陈建功、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青昨天到家中慰问家属并代表北京作家协会送去了写有“浩然主席千古”的花篮，在外地采访的北京作协主席刘恒也送上了写有“浩然前辈千古”的花篮。
据浩然的大儿子梁红野介绍，其父浩然将葬在他生前长期从事生活和创作的河北省三河市。灵堂将设在浩然在北京的家中和三河灵泉灵塔公墓。
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李青介绍说：“春节前我代表北京作协去医院看过浩然主席，当时他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透析治疗，医生说能坚持过完春节。今天浩然主席走了，没想到那次见面成为了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据悉，浩然的遗体告别仪式暂定于下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赵李红 刘畅
巅峰浩然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
文革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百花凋零，当时的局面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因此，在谈论文革文化的时候，就不能绕开一个人，那就是浩然。在文革时期，浩然这个16岁入党，32岁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民子弟，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有过的“奇迹”。
十年“文革”中的浩然，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于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情，拥护“文革”，并“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浩然语），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和一些短篇小说。
第二阶段为后四年（1973－1976），由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青睐，浩然本人也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艳阳天》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
浩然此后平步青云，由一个普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江青的大红人、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也是江青的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
1974年，浩然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一路风光，回京后写出了《西沙儿女》（诗体小说）。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成《大地的翅膀》（报告文学）。
浩然还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还曾出访日本。
争议浩然
“浩然现象”的文本价值
有关浩然的大的争议有两次，而且争论的实质已经从对他个人的评价扩展为对5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行梳理与评价。
第一次是因在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得以出版而引起。艾青在199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一文说：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
杨扬于1994年11月13日发表的《痴迷与失误》一文中说：《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本书的“精粹”部分。《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
但也有反对以上批评的。张德祥在1995年第4期《文艺争鸣》发表文章说：这些批评共同的特征是以“政治标准唯一”为价值标准，即，你《金光大道》产生于文革时期，你“应和”了极左政治，政治倾向性决定了你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如今已是90年代，这种陈旧的观念毕竟不能再决定作品的命运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发行说明了历史的进步。
第二次争论是在1998年。一篇《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长篇访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后，一场争议随即而来。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共和国文学50年回顾与检省》中称，那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首先是怎样看待《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问题，其次是有关浩然在“文革”中的“奉命创作”及与江青的关系。
文中浩然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
对于是否利用与江青的关系去整别人，浩然称：“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这些说法很快招来一片谩骂。文章发表后，来自上海和北京文艺界的攻击声音非常多，攻击者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
对这些夹杂着攻击的声音，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管桦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发文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等是脱离了生产实际水平，而浩然的作品根本没有这些，他写的是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对浩然进行了调查核实，是已经作了结论的。浩然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是北京作家民主选举出的，是北京市委认可的。
管桦从政治上肯定了浩然，张德祥则在艺术上对他的作品作了适当的肯定，张在《名家》1999年第6期《我所理解的浩然》一文中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宗禾
寂寞浩然
老舍怎么死的没人来问我
背负着思想包袱的浩然在打倒“四人帮”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动选择了隐退。据见证者回忆，再进北京市文联，浩然总是低着头，后来干脆从和平门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向东搬迁，直至搬到河北老家三河。
这期间的20多年，浩然很少参加文联的外事活动，隐居家中默默写作，也没有人过多地留意这位作家的生存状态。
2000年，一本名为《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的红皮书再次将浩然带入公众视线。该书的一篇亮点文章即是讲述作家浩然文革经历的《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作者陈徒手回忆自己1998年约浩然采访时情景说：“当他听说我要来采访他时，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于是，这之后的采访，浩然配合得很好，“他要求我准时到，而我到时，他也早做好了准备。讲得很慢，但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在同龄人中算是出色的，连30多年前与江青、姚文元的对话内容都可以大体复述出来。他详细述说了他所知道的文革初期老舍挨斗受害的情景，说完后长叹一口气：‘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外人说得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有人问过我’。”
在《人有病，天知否》中，浩然有一段口述实录：
……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到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
“文革”结束30年，但浩然受“文革”牵累结下的心结却丝毫未减。
从对浩然或褒或贬的评述中，人们能清楚地感到，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然而，一个个体能承载得了如此大的意义吗？争论进行到一定时候，对于具体细节的反问，让人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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