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的徽商情结

　　徽商，中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商帮。 
　　徽商，以巨大的物质财富，塑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镇的商业品质。 
　　徽商是独特的，亦贾亦儒的文化自觉，使徽商从众多的商帮集团中脱颖而出；徽商也是唯一的，商业资本罕见地转化为精致的文化创造，卓然独立的徽州文化至今仍薪火不熄。 
　　倚重于封建政治势力的庇护，注定了徽商的悲剧命运…… 
　　胡适先生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先生在他的《四十自述》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的家乡：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绩溪上庄是胡适先生的老家，至今古貌依旧，溪水潺潺，树影婆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赞美的就是上庄美景，这也是胡适先生经常为人挥毫泼墨所喜爱引用的一首诗词。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山庄，让胡适先生魂牵梦萦。晚年蛰居台湾的胡适，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 
　　“我将来如有功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胡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用的是绩溪家乡话。他还特别指出，徽州故里生活是他个人的文化背景。那么，胡先生所生活的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呢？胡适先生所言“个人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1895年，4岁的胡适随母亲回到了家乡上庄，这一住就是9年。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而乡里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了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还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别墅。而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则走向了全国市场。
　　9年的家乡生活，对胡适有着极深刻的影响。1933年11月15日，胡适在谈到绩溪县志编纂的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植的方向以及经营的种类。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了无奈的选择。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徽州地区全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他们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这种生存条件的劣势使得他们只有一条逼仄险峻的出路：经商。
　　南宋的时候，朝廷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促使临安附近的区域经济得以相应发展，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徽人开始为经营茶叶、笔墨、宣纸、木材而行买四方。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徽州商帮的形成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从这一时期开始，“徽”和“商”或者“徽”和“贾”两个字相联成词，成为一个特定意义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后，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说的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此外，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康熙、乾隆年间，沿江地域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这一时期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徽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徽商能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徽州是个移民社会，避乱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从地理形态看，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就成为避乱的“桃花源里人家”。历史上，中原人有三次大规模地迁徙到徽州。一是两晋“永嘉之乱”之际，二是唐末五代时，第三阶段则是在两宋之际，“靖康之乱”，金兵南侵，大批士族涌入徽州。这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使得大批的中原世家大族迁入了徽州，中原的先进文明与徽州本土的山越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
　　篁墩位于黄山屯溪的东北部，历史上进出徽州的移民大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朱熹的先祖都曾在此居住。因为“程朱阙里”，徽州人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徽商经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程敏政是明成化年间礼部右侍郎，他在家乡建的房子，至今仍然保留着。其中一处厅堂上挂的匾额，“务本堂”三字赫然醒目。在徽州，号称“务本堂”、“敦本堂”的地方并不少见，但是，在扬州也曾经出现过“务本堂”三个字。史料记载，乾隆年间，扬州设立“务本堂”，作为徽州盐商办公、聚会之场所。扬州是徽商的侨寓地，在异域他乡出现“务本堂”这样的名称，的确耐人寻味。这自然让人联想到相似的两幅对联。黟县西递村的一副对联为“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而在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记载，扬州河下老街，也就是徽商的主要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有一幅金笺对联写道：“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两副对联均为二十字，只有三个字不同，但总体的意思却无二致，强调的是读书、耕田、营商。“耕田”是“务本”，“营商”实际上也是“务本”或“敦本”。或许，上述这两幅对联正可作“务本”二字的一个注脚。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同时，徽州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户之家，亦有诵读”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的“贾而好儒”为“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并将此归结为“左儒右贾”。
　　春天的时候，在去休宁商山的路上，我们见到了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戴震墓。一代大儒戴震安息着，四周围一片寂静。 
　　戴震出生在清中叶，也就是在徽商兴盛辉煌的时期。戴震的父亲是贩布的行商，在江西南丰做着小本生意，仅可糊口而已。为了生存，18岁的戴震，开始了背井离乡的商旅生活。为此，年轻的戴震早早尝到了为商“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靡费金钱，牺牲时日”的滋味。在终日奔波中，戴震辗转京、晋、淮扬，讲学、应考，大多在徽商之家和徽商会馆中安身。在这段时期，戴震结交了许多徽州学友，像程瑶田、汪梧凤、程晋芳等，他们都是徽商世家大族，戴震与他们为友，熟知他们的情况，也深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追求。 
　　戴震是一位平民思想家，戴震哲学的许多精彩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徽商活动的社会背景展开的。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准确地指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 
　　对于戴震这位同乡先贤，胡适是崇敬有加，生前几本《水经注》不离身，到逝前还在弄《水经注》学术公案。胡适后半生流离海外，蛰居台湾，但徽商情结一直在他心中梦绕魂牵。晚年的胡适，他常常念叨念叨“徽州婺源县”的朱子，念叨隆阜的戴震戴东原。 
　　胡适念念不忘的还有徽州老家的商店，一边卖茶叶，一边卖火腿。

用户名(必填)

100分 80分 6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