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谈红色经典创作

　 ●常念为经，常数为典
　　●凡经典都超出了当时实践的范围而有理性的意义
　　●宣传红色经典，必须为它们插上思想和艺术的翅膀
　　●红色经典的写作是一个把政治翻译成文学的过程
　　近来，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相继推出《经典中国》、《永远的丰碑》、《时代先锋》、《红色旅游》等系列栏目，掀起了“红色经典”宣传热潮。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著名散文家梁衡一直从事“红色经典”的写作，他的作品《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  蓝毛线》、《大无大有周恩来》及《觅渡》、《走近政治》等文集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衷心喜爱，当属“红色经典”作品中的“经典”。日前，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梁衡接受了记者专访。
　　5月27日，北京，人民日报社采编楼办公室。梁衡亲切地把我们请进门让座，一个副部级的新闻官，一个享誉文坛的散文家，随和而坦诚地与我们开始了关于“红色经典”的对话。
　　难忘的经典
　　笔者：1996年、1997年，您分别发表了《觅渡，觅渡，渡何处？》、《这思考的窑洞》、《红毛线  蓝毛线》等名文，在首开当代政治散文创作先河的同时，也走向了“红色经典”的创作之路。在您心目中，“红色经典”应该是个什么概念？
　　梁衡：一部党史，就是一部红色经典。从政治意象上说，黑色代表罪恶，白色代表反动，灰色代表消极，红色代表革命和进步。我理解，“红色经典”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里程碑式的人和事。或者再扩大一点，从广义上说，凡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曾起过进步作用的人和事都可归入。比如，五四运动，是建党以前的事。我曾写过的林则徐、辛弃疾等爱国人物，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考察，也该归入红色经典。
　　什么是经典？常念为经，常数为典。经典经得起重复，常被人想起，永不会忘记。常言道“话说三遍淡如水”，一般的话，多说几遍，人就要烦。但是，经典的语言，人们会一遍遍地说，一代代地说；经典的文章，人们会一遍遍地读，一代代地读。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伟人、名人、重要事件、纪念地作为经典，值得人们反复记诵，永远纪念。比如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这些伟人，又比如延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
　　笔者：人们对经典为什么不会厌烦，经典与普通的人和事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梁衡：经典所以经得起重复，原因有三：一，它是创新和革命的，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二，它有绝后的效果，有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可能再重现重造。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伟人，包括遵义、延安的历史都不可能再重复一次。三，它已上升到了理性，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经典所以总能让人重复、不忘、总要提起，是因为它承载着一种精神和思想，对后人有启示和指导价值。
　　凡经典都超出了当时实践的范围而有了理性的意义，有思想、哲理的内涵，可以指导以后的实践，实践不能指导实践，那是经验主义，只有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行为不能指导行为，那是简单的比照，只有思想才能指导行为。只有上升到理性的东西才能经得起一遍遍的挖掘、印证，它总能在新的条件下释放出新的能量。如天然放射性铀矿一样，会不断地释放能量。人们每重复它一次，都能从中开发出新的有用的东西。就如钻石，岁月的打磨只能使它愈见光亮。
　　我们现在推出《经典中国》、《永远的丰碑》、《红色旅游》等红色经典系列，并不是要重复历史，而是以史为鉴，吸取它革命的、理性的启示价值。通过宣传，使党员干部和群众不忘党的奋斗历史，不忘党的优良传统，不忘党的宗旨，不忘社会发展的规律。
　　给经典插上一双翅膀
　　笔者：红色经典宣传是新形势下的新课题。您认为怎样才能造成入脑入心的效果。
　　梁衡：现在有一个词叫做“软实力”，是和硬实力相对而言的。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迫别人就使人接受的力；硬实力是指用强制的办法。在我们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工作中也存在这个“硬”、“软”的问题，比如你运用权力开会，发文件，提要求，这是用硬实力；用新闻、文学、艺术手段传递信息、宣扬主张，这是软实力。事实上，任何教育灌输都有硬软之别。比如对学生教育，课堂是硬，要强制考试，课外是软；课本是硬，科普读物、思想读物是软。我曾写过一套《数理化通俗演义》，就是想区别于课本硬教材，搞一套学生自愿在课外读的软教材，增强教育的软实力。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走近政治》、《爱国的理由》，也是一种政治软教材的尝试。
　　从这个角度讲，红色经典的作品应该体现软实力，使读者爱看，不胫而走，风行天下。
　　笔者：如何才能使“红色经典”宣传具备“软实力”，达到您所设想的效果呢？
　　梁衡：必须为它们插上思想和艺术的翅膀。一般人的阅读需求由低到高有六个层次：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审美。人们对经典的阅读需求主要在后三个层次，特别在思想层次，要着力在这一点上作文章。
　　红色经典是个思想的富矿。从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里，可以发掘出很多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既然是为了现实而发掘、传播，就要看对象、讲方法，要讲接受美学。作品有思想、有文采，才能吸引人、启发人、教育人。从宣传效果看，才能入脑入心。我们通常讲“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你挖掘的过去的东西要贴近现在的生活、现在的读者。要深化对红色经典的认识，把握红色经典作品的创作规律、传播规律。
　　学会把政治翻译成文学
　　笔者：“插上一双翅膀”，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主张。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通过“这双翅膀”，您把抽象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具象化、通俗化了，是用文学的方法、创新的方式来表现政治？
　　梁衡：红色经典的写作，是一个把政治翻译成文学的过程。我觉得，自己就是在做一个翻译的工作，将政治理论转化为文学作品。这是一种远距离的迁徙，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大转换。通过这个翻译，将高深转化为通俗，把抽象转换成形象，把理论转换成现实。深入浅出，新闻、科学、文学、政治，我都译过。红色经典系列创作，就是把党的政治理论、光荣传统、光辉思想、崇高的精神翻译成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以达到读者喜闻乐见的效果。
　　红色经典作品是政治性题材。政治是关系全社会的大事，是与每个社会成员密切相关的为最大多数人所关注的事。我一贯主张写大事、大情、大理。要让普通读者理解政治，接受政治，必须借助文学的力量，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做好这种翻译，功夫在文章之外，是政治修养、历史知识、文学修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合力。
　　笔者：您在《文章为思想而写》一文中说：“裹藏在文章中的思想”是“在人们头脑里代代繁殖的种籽”。有的读者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读了您的作品后，却被深深地打动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梁衡：任何好文章包括经典题材的文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思想。前面提到的六个阅读层次中，信息留存时间最短，知识稍长一点，只有思想和美感的东西才能长久，甚至永久。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有思想。写经典，可以传递它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譬如写遵义，可以写会议的内容、参加会议的人数；写延安、西柏坡，可以写山川地形，写七届二中全会的内容。但是最重要的，是发掘经典内涵的思想。
　　我相信新思想会胜过所有漂亮的语言，只要你有新思想，就能征服读者。
　　笔者：在《这思考的窑洞》中，您把毛泽东比作武林高手，是个很大胆的比喻，读来却很亲切。您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深受读者欢迎，读起来很美。您是怎样做到这点的？
　　梁衡：文章给人的最深沉的东西，也即是读者阅读需求中的最高层次，一是思想，二是审美。文章有了经典的内容还得有经典的形式。对形式美的追求，就是表现方法和语言。形式美就似建筑上的装饰美。一座好房子，只有结构美，没有装饰美不行。一篇好文章只有思想美，没有形式美也不行。
　　挖掘红色经典的美，一个重要的方法是把政治思想的理念转换成或者说翻译成一个文学意象，从而获得一种形象的意境的美。这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要苦苦挖掘。我写《觅渡》一文，借助了瞿秋白故居前的觅渡桥；写邓小平，借助了他每天走的一条小路；写毛泽东，借助他在延安工作过的窑洞。七届二中全会，是党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内容丰富，我把她具象为“红毛线 蓝毛线”。一般读者可能想不到会把政治事件、政治思想用轻巧的“毛线”来作比。这里除了运用意象美，还有反差的美。把毛泽东比作武林高手，也是一种反差，修辞学原理，两个比喻的事物相距愈远，反差愈大，比喻效果就愈强，愈生动。还有我为建党80周年而写的《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一个6400万党员的大党和一个承载10来个人的小船连在一起，也是要造成一个反差美。当然还有载舟覆舟、船大难掉头、乘风破浪等含义，但都是从“船”的意象上展开的。
　　笔者：您的红色经典作品写政治，却没有大话、空话、套话，写的东西多是别人熟悉的老题材，却写出了新意。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梁衡：大话、套话、空话都是正确的话，不存在对和错的问题，只是一个新旧的问题。而文学作品的生命、审美价值恰恰在于创新，这来源于知识的积累、思想的提炼和形式美的突破。经典本身经得起重复，但你的创作的形式、方法不能重复。一是不要和别人重复；二是不要和自己的过去重复。我的写作座右铭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编辑：钟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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