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国：让教育新理念走进教师心里
作者:张贵勇 时间:2010/1/13 4:17:15 来源:流浪客转发 人气:665
《教育新理念》源于一次成功的教学改革实践
记者：作为教育政策研究方面的专家，您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咨询，也出版了多本教育理论专著，这些都较为宏观、抽象，似乎与《教育新理念》相差很大，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语言风格。请问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来写作这本书的？
袁振国：我做过多年的教师工作。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教师我都当过。我的本科和研究生也都是在师范院校。这样的工作经历，使我对教师和教育非常关注，对教育工作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后来在具体的教育研究过程中，我开始深入思考教育问题，两个因素相加就成了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也成为一种动力。我在做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研究教育效果，包括研究在师范院校内怎样对教育学学生进行教育。
坦率地说，开始从事教育研究时，我的学科背景是中文。1978年至1982年，我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那个时候“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教育学的教师非常稀缺，毕业留校时，我自愿报名转专业学教育学。对于这个学科，我非常向往。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一方面感到自己（在教育学领域有了很大提高）很受教育，另一方面又感觉到大部分教育学书籍都比较枯燥。当我到高校做教育学教师、面向全校公共教育学教学的时候，我的困惑加深了。我希望，要让大学生喜欢教育学这门课，而不仅是为了完成学分。
这个时候，我把我的经验感受变成一种研究行为，开始有组织地进行调查研究，即怎样提高大学生的教学效率，让不管出于工作需要，还是有志于从事教育行业的人，都能够真正理解教育、感受教育。经过一定的采访和调查，我发现，大家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公共教学课程内容单一，信息量少，教学效果不好，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改革大学教材，根据大学的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学改革试验。这个试验把教育学课程大大压缩，相应丰富了其他方面的内容，其中我带头上了一门课，就是“教育新理念”。
我们的改革是“三三制”，即课程有三个板块，一个是基础理论、一个是应用理论，一个是专题内容。我们面对的人群也是三种类型，一个是大学教师，一个是中学校长、教师，一个是教育学系学生。当时我们请了上海著名的教师于漪来上课，她的课讲得是有血有肉。此外，我们还增加了教育研究方法、师生交往艺术、学生思维培养等内容。课程这样一改，学生一下子觉得教育学课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学习的内在动力大大加强。一般来说，我们的教育学课是给将来要从事教师的师范类学生上的，后来很多非师范类学生也跑来听课。我们有一个措施是师范生上课免费，非师范生要交费，结果，因为课程内容新颖丰富，很多人主动交费来上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触动。这种变化说明教育学的改革是很有成效的。
从这个事情中，我联想到教师培训教材存在很多问题。对于教师需要什么，我们没有好好地研究。而教师已经有的，或者不需要的，我们拼命地塞给他们。教师都有培训任务，一般的做法是主管部门点名，点过名以后教师离开了。然后领导把点名改成签名，一日一签改成一日两签或四签，但效果依然不好。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根本的困难没有解决，教师培训的教材没有改革，一味地用管理的办法强迫别人来听课，这种状况是非常糟糕的。我们每年都有很多的教师培训任务，在跟教师进行讨论交流时，我感觉我上的课非常受教师欢迎。在全国各地方讲演时，多则几千人，少则几十个人，每次都很成功，大家都觉得我的教育理念不枯燥，听后有启发。对此，我觉得有必要和责任把我对教育理念的思考系统地写下来，这就是写作本书的基本过程。
“我希望读者一边喝咖啡一边把这本书看完”
记者：《教育新理念》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很多教师称本书是“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的范本”，您认为这得益于本书写作的方向和性格。请问袁教授，《教育新理念》追求的是怎样的方向和性格？您最终想达到什么目的？
袁振国：从大的角度来说，讲教育质量也好，教育学生也好，培养人才也好，首先是教师，教师的水平、修养决定了学生发展的程度。我们都做过学生，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极大地受到教师的影响，有时候一两个教师会对学生产生终生难忘的影响。那么，这些教师是凭借什么东西打动了学生？根据我们的经验和感受，那就是对人、对教育和对自己的理解。一个好的教师，不是把教师作为一个工作，而是作为一个生命过程、一种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为了教知识，为了完成工作量，而是要把学生的成长看作自己的使命。如果把教师单纯地理解为教授知识，就比较糟糕。教师是传授知识，但有一点要注意，即教人知识一定要对人了解。
怎么来理解人？怎么理解现代社会的人？怎么理解未来对人的要求？我希望给教师一些新的认识，我之所以把这本书起名为《教育新理念》，就是希望从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出发，来纠正某些认识，鼓励大家形成自己的见解。我不希望把内容变成讲经，说教。因为，当你讲道理时，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质疑。问题是抽象的道理如何变成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未来社会的理解，怎样变成具体可感的东西，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讲故事，用通俗的故事讲深刻的道理。我希望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最好是躺在沙发上消遣的过程中，一边喝咖啡一边把这本书看完，最终起到让教师在无意中把思想转变成行为的效果。我的写作也是如此，全书几乎没有任何注释和参考文献，虽然薄，但它不是写出来的，是经过二十多年来的累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
记者：那么，书里诸如玻尔讲学、华罗庚上课等生动有趣的例子，你都是怎么得来的？
袁振国：讲故事是我的性格使然。我们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倾向，那就是从兴趣出发。我看过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名言，他说我上课的时候，如果我要讲的这个道理没有三个例子支撑，我就不敢上课。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说，不通过三个不同角度的例子讲这个道理，学生不能真正掌握。一个老师能够用讲故事的方法讲道理，说明他自己理解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方法。1982年，我开始上教育学课。上课时，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讲一个道理，然后开始讲故事，吸收故事的涵义。我的教案罗列的都是故事，这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认知方式。找到更精确贴切的故事是我几十年的积累，而不是为写这本书而找的。
教科研要在如沐春风中改进
记者：说到讲故事，您在《教育新理念》的前言中说希望有机会为老师写一本教育研究方法的书，您也打算用讲故事的方式吗？
袁振国：我国教育界有一个特点，可以说是中国特别亮丽的风景线，就是广大的中小学教师积极参与科学研究，中小学教师教科研蔚然成风，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这对我们提高教育质量非常重要。我反复地跟中小学教师说，我们不在乎写多少文章，出多少书，而是在工作当中把自己的工作作为研究对象不断的改进，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然而，既然是研究就有方法的问题，有科学不科学的问题，教师培训的时候，我经常碰到老师问我一些问题，停下来思考，其实都是教育方法上的。不仅如此，包括我们现在的博士，高校教师，在教育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多问题，可以说，中国教育研究方法的教育是比较弱的。现在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很多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书不能满足中小学教师的需求。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性质和规范科研工作者有很大差别，让科研工作者那么复杂的书让中小学教师消化不太现实，也没有必要。我正在考虑根据中小学的特点，写一本对中小学实用有效的方便操作的书。当然，如果要写的话，我也是通过故事的方法，讲一个案例成功在什么地方，失误在哪里，分别用了什么方法，如此把研究方法的基本规则，基本要领，基本要求讲清楚。
记者：那么，中小学教师和规范科研工作者教育研究的区别在哪里？
袁振国：基本规范是一样的，但是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具体的研究要求不同。现在很多书都是从教育研究方法自身的逻辑开始的，概念是怎样的，怎么抽样，怎样 编制问卷，怎样进行调研，怎样统计数据，这是方法本身的逻辑。我如果想写会从教师怎样形成问题着手，怎样开始研究，怎么选用合适的研究方法，怎么形成研究成果，怎样改进工作的思路来进行。我会转换一种叙述方式，针对他们的需要和特点，比如教育试验的研究，选择大家都看得懂的方法，还有特别注意可读性，让他们不知不觉中、如沐春风中改进。
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提升教师素质最有效的方法
记者：您的书取名为《教育新理念》，那么一定就有“旧理念”与之相对应了。您觉得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哪些“旧理念”，新旧理念的区分标准是什么？
袁振国：《教育新理念》这本书里面很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书中第一篇文章讲的是创造力，其中，我指出我们的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去问题化的教育。我们上课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的问题得到解答，最终检验的标准是让学生感觉没有问题了。这样是把知识作为目标，使学生掌握知识，但是这并不是教育的真正任务。知识在教育过程中只是一个手段，教育的重要任务是要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促进学生人格的发展。这就需要让学生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而我们的教学层面恰恰不是为了让学生不断产生问题，而是让学生已有的问题得到解决，结果导致学生慢慢地没有问题了。我在讲课时，经常举一个例子，我国著名文学家、漫画家丰子恺有一组特别意味深长的漫画：第一幅是一个人一手握了一团泥巴，另一手拿着模具，模具是小人的造型。第二幅是他把泥按到模具上，旁边有很多这样的小人。漫画的题目就是“教育”。把不同的泥弄成相同的小泥人的教育，这就是去个性化、去问题化的教育，是我们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我认为，教育要使不同的人变得更加的不同，孔子说“因材施教”，是非常有深意的教育思想。但是，现在的教育越来越千篇一律，越来越同质化，这是不符合人的本质的，是和教育本质背道而驰的。因此，最关键的是解决教育理念的问题，对此，我没有讲太多的大道理，我只是讲故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讲，最后的结论是要让学生有问题，要带着更多的、更深刻的问题走出教室。至于什么样的理念是旧的，什么样的理念是新的，把这本书看完就知道了。包括对学科的理解，对教育的理解都在其中。
记者：有一个情况是，现实中的教育行为很多是和这种新理念背道而驰的。例如，教育评价是一个导向问题，目前的教育评价机制导致教师很难运用新理念，很难将新理念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你如何看待新理念和现实操作之间的矛盾？
袁振国：这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我这本书是写给教师看的，这本书没有讲这些问题，看不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你说的是体制上的问题，我有一个另外研究的领域——教育政策研究。这些年，我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个教育政策学研讨会，开设了第一门教育政策学课程，招收了第一个教育政策学的博士，撰写了第一本教育政策学的专著，在学术界，大家对我认同更多的是教育政策研究。在教育科学出版社，我的《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已经出版了10部，你的问题在这10部中有比较全面的反映。
另一方面，我始终认为教育变革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教师内在素质的提高。同样的一本教材，一个糟糕的教师会讲得枯燥沉闷，一个好的教师可以讲得神采飞扬。同样一个制度，同样一个办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优秀的教师，我不是说体制改革和评价改革不重要，而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教师是最重要的因素，教师改变了自身的教育观念，中国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记者：如果说教育新理念体现了教育的理想与价值，那我认为新理念更是一种境界。你认为，教师如何才能具备独立思考教育难题、独立阐发教育见解的能力？怎样才能成为教育新理念的缔造者与传播者？
袁振国：我们不要对教师赋予太多的功能，教师就是教他面对的学生，我们希望教师有更广泛的影响，不仅影响具体教的学生，影响他的班级，还要有丰富的经验、深刻的思想，能够著书立说影响他人，也就是要成为教育家。在每个工作岗位上，教师首先要做到自己思想不断的更新，对人、对教育、对社会不断加强理解，能够不断转变自己的教育方式。如果全国一千二百万教师的教育行为方式能够不断改进，我们的教育一定会发生根本改观。因此，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之后整体效益就出来了。而且，不仅局限于此，现在教师的发展可以有很多形式，例如建立学习型组织。教师之间不是孤军奋战，不是单打独斗，要形成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支持的学习型团体。在这个团体中，大家共同讨论学生，讨论教育问题，讨论工作感受，对工作的改进发表自己的意见。教师的学习型组织非常重要，这就需要校长来帮助教师，促进教师形成学习型组织。现在，诸如邀请专家来给教师培训等措施，都比不上教师自身学习型组织的建立，这对于教师的自身发展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
记者：那么，中国地域很大，这种学习型组织是否适合所有的中小学？
袁振国：建立学习型组织并不需要多好的经济条件，也并不需要太多的设备保障，就是一种理念。教师要成为新理念的提倡者、传播者，通过召开大会进行演讲不太现实，实实在在的就是建立学习型组织，人数可能是五六人、十多人，可能三五十人、一两百人，可以建立在学校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教研室、学科基础上。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组织，跟地区、学校的物质水平没有太大关系。一个非常好、收入很高的学校，照样可以是单兵独斗。反过来说，学校硬件条件很差，却可以有非常活泼生动的学习型组织。
记者：是不是说学习型组织是目前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理念最好的途径？
袁振国：学习型组织是目前提升教师整体素质最重要、最基础、最关键也是最现实、最可操作的途径，这是校长和教育局长的主要任务。从现实来看，一个好的学校都是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做得不好的学校，一定不会成为优秀的名校。
这个时代是需要教育家而且可以产生教育家的时代
记者：您在书中指出，教育家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环境和制度造就的产物，现在是需要大教育家的时候。我的看法，现行的教育环境不太适合产生大教育家，一方面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度非常高，另一方面受快餐文化、功利主义等影响，教育界也难免浮躁，加之“数字化”“计件式”考评模式，使得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长效性、原创性打了折扣。您能否谈一下发表此观点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行性？
袁振国：首先要清楚什么是教育家，即对教育家的定义。我感觉，现在整个社会包括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家看得太神秘了。全社会有那么多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衡量起来没有那么多的苛刻条件。但是，一听说这是教育家，好像就要看出脸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来。其实，教育家远没有那么神秘。什么叫教育家？我在书中指出，第一对教育有自己的想法、一些人做了多少年的教师，甚至干了一辈子，对教育却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不是教育家。第二，如果仅仅是有想法，没有任何实践和成功的例子，也不叫教育家，那叫教育思想家。我们有很多理论工作者，写了很多漂亮的文章，包括杜威写了很多文章，影响那么大，但是他自己搞教育没有成功，所以只能称之为教育哲学家、教育思想家。如果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风格，就是教育家。其实，有思想、有追求、有风格，这样的教育家在中国有很多，不是能不能有的问题。我们很多优秀的校长，优秀的教师完全称得上是教育家，而且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教育家。一个人影响了那么多人，塑造了那么多的精神生命，这个贡献有多大，还不是教育家吗？出一个教育家不是多么不得了的事情，现实的课堂上可以走出很多教育家，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就像并不一定获得诺贝尔奖才意味着成为科学家，得到中国科学一等奖才是科学家一样。
另外，我觉得，现在中国产生大教育家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能简单地用历史的现状比较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的东西现在一定要有，这怎么可能？那个时候的教育家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条件产生的，因此，我们要关注他们产生的特点、环境和背景。现在，我们评判大教育家，要根据现象的情况看，能够把握这个时代脉搏，能够对相当大的群体进行教育，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大教育家。当然，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特别是应试教育束缚了很多教育思想的发挥，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但是，不要忘记，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教育体制的下放，权力的增加，教育的活力，与国际的紧密合作以及民办教育的发展都是空前的，从这种角度来讲，这个时代确实是需要教育家而且可以产生教育家的时代。
记者：但是，现在产生的教育家和以前公认的教育家，如陶行知等，您觉得有差别吗？
袁振国：这种比较方法是不科学的。科学家竺可桢和钱学森哪个更伟大，怎么比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里面都会有所不同。有人说现在我们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大政治家，大英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泽东是处于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是打倒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而现在是和平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所需要的是能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所以，简单评判教育家的功绩并不可取，我觉得顺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张贵勇）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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