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春运是一文化现象
作者:冯骥才 时间:2010/2/7 3:24:54 来源:yjh 转发 人气:1670
我们一直把春运当做一种客运交通的非常时期，并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千千万万农民进城打工带来的特殊的交通狂潮，春运的任务只是想方设法完成这种举世罕见的客运重负。可是，如果换一双文化的眼睛，就会发现，春运真正所做的是把千千万万在外工作的人千里迢迢送回他们各自的家乡，去完成中国人数千年来的人间梦想：团圆。
前些年在火车站碰到的一个情景使我至今难忘。大约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吧，一个又矮又瘦的中年男子赶火车回家。火车马上要开，车门已经关上。这男子急了，大概他怕大年夜赶不回去，就爬车窗。按常规，月台上的值勤人员怕他出事，一定要拉他下来，车上的人一准也要把他往外推。但此刻忽然反过来，车上的人一起往窗里拉他，月台上值勤人员则用力把他推进车窗。那一刻，车上车下的人连同那中年男子都开心地笑，列车就载着这些笑脸轰隆隆开走了。为什么？因为人们有着共同的情怀--回家过年。
为此，每每望着春运期间人满为患的机场、车站和排成长龙的购票队伍，我都会为年文化在中国人身上这种刻骨铭心而感动。春运的人潮所洋溢的不正是年文化的精神核心--合家团聚吗？还有哪一种文化能够一年一度调动起如此动情的千军万马？能够凸显故乡和家庭如此强大的亲和力？
春运是超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打工带来的，没错。但它又是近二十年出现的最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民间文化是生活文化，它往往从生活的形态而非从纯文化的形态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不会一下子认识到春运的文化内涵。
由此，我想到前些年每逢春节都会出现的一个话题，就是年的淡化。淡化的原因有二，一是生活方式的骤变，致使数千年里超稳定的生活中形成的严谨的年文化松解了，而一时又难以构成新的年文化体系，淡化的现象必然出现；二是由于我们对年文化的无知，把传统习俗视为陈规旧习，认为可有可无，主动放弃，如燃放烟花炮竹和祭祖等等；甚至提倡休闲度假，或把春节变成西方的嘉年华。失去了民俗的节日自然变得稀松平常。特别是有些民俗深刻嵌在人们的记忆里，一旦扔掉，无以填补。应该说，这种主动地去瓦解自己的文化才是最致命的。记得十多年前看过一篇文章说，未来的春节将成为五花八门的多元节日之一，并预言它将不再是主角。
可是就在这时，春运形成了。五星级酒店里、歌舞厅和酒吧里、高尔夫球场上可以不要春节，但人们心中“年的情结”依然执着，而且每逢春节就必然吐蕊开花--回家过年，亲人相聚，脱旧穿新，祈安道福，以心亲吻乡土里的根。由于那时没有看到春运人潮中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需求，也就想不到在社会转型时期怎样去保护传统，想不到在传统的年俗出现松解时应该做些什么。现在明白了，年在人们心里并没有淡化，淡化的只是传统的方式与形态。
从这点说，央视的春晚是中国电视人对年文化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如果没有春晚，在那些禁了烟花炮竹的城市，显得分外冷落的大年夜才更像周末呢。
因此，还要回到文化上说说春节。
春节，时处大自然四季周而往复的节点，也是生活阶段性的起点。人们心中的寄寓与祈望就来得异常深切，民族特有的情怀也分外张扬。在民间生活中，这种精神性的东西都要以民俗为载体，所以民俗中每一事项，莫不有着精神内涵，有魂。比方年夜饭的魂是团圆，放鞭炮的魂是驱邪，拜年的魂是和谐，贴春联福字挂吊钱的魂是祈福等等。我们曾指责传统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好像饮食非文化，其实所有节日食品并非一般食物，皆有一往情深的寓意。节日的本质是精神的。看似一些民俗形式，实则是人们在高扬心中的生活情感与理想。这里边有民族和民间的精神传统、道德规范、审美标准和地域气质。如果我们不从文化上、从精神上去看节日，就不明白节日为何物，不经意间随手丢掉。失去的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
设想一下，我们过年如果没有团圆的愿望，便不会有回家过年之必须，现阶段的中国也就没有春运。可是，如果今天的中国没有了春运，我们民族不就换了一张人文面孔？
从春运认识我们的春节和民族吧。多么美好的节日、多么重情义的民族，多么强大并具亲和力的文化。
是春节的年文化把所有的家乡、把中华大地变成巨大的情感磁场，是春运让我们感受到这磁场无比强劲的力量。
春运并不是一种文化现象
【来源: 四川新闻网 】 作者：王呈伟
看了1月19日《文汇报》笔会上冯骥才先生的一篇文章：《春运是一种文化现象》，心里总绞着一种说不出的痛；觉得文化一词正被文人所滥用；不管人世间伤痛如何，都可用文化色泽一抹了之；润色耶？装饰耶？非也，春运乃众生为生存而奔，为命运所驱，不得已而为之也！
春运若是一种文化，该包含多少人间伤痛啊！那只有挤在候车室里无法移动的旅客知道，只有买了票上不了车的返乡人知道，只有拿了票上了车，而车上竟超载得连厕所间都挤满了人的乘客知道，这份艰难和痛楚究竟和什么文化苦苦相连呢？与其说是乡情、亲情，毋宁说是一路的伤情与沉重。古人用“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渲染出一种早行的感伤；用“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表达那漂泊在外的满腔愁绪；而现在的旅人挤在一起，堆作一处，像压缩在铁罐里的沙丁鱼，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无奈呢？偏有人略去痛楚不谈，抽出其中一丝带血的伤痕，硬说是激涌着文化的热情，真可以成一种文化现象了，可这种文化不过文化人聊发感喟的谈资罢了。
由此看出，现代人与古人的根本区别在于，自己还没有一丁点儿切身的体验，就开始妄加揣测且形成文字了；而自己俨然一副站在高处俯视众生慈悲满怀的模样：耸耸肩膀，双手一摊，道一声文化珍重……不，是春运珍重！年关迫近，春运的大幕已拉开，但愿所有返乡的人一路珍重。
相信看过动物世界的人都不会忘记非洲角马大迁移的情景：上万只角马，沿着一条永不变更的路线，一路翻山越岭，涉水冯河，行走在一条与命运抗争的险象征途中，那一路向前奔涌的情景，真是马蹄声碎，残阳如血！不知在人类心中涌起的是震撼还是壮怀？而对于角马来说那只是一路求生的烟尘与疲惫。
当然用了一只文化眼来看，疲惫中就会涌现些许温暖；而文人们愈开始把世间未有的体验，频频用喜剧和圆满来包装了；比如冯先生在文中写道：“火车马上要开，车门已经关上。这男子急了，大概他怕大年夜赶不回去，就爬车窗。按常规，月台上的值勤人员怕他出事，一定要拉他下来，车上的人一准也要把他往外推。但此刻忽然反过来，车上的人一起往窗里拉他，月台上值勤人员则用力把他推进车窗。那一刻，车上车下的人连同那中年男子都开心地笑，列车就载着这些笑脸轰隆隆开走了。”这就是文化眼的魔力，捕捉到了一个让人喜极而泣的幸福镜头，又赋予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便可以有声有色地大加弘扬了！殊不知，这种爬上车的幸运儿能有几个！还有谁能那么幸运地被后面的人往车上推，又恰好被车上的人往车上拽，如此幸运加巧合地上了返乡的列车呢？可众多媒体的记录镜头中是那么多没有上车的旅客一脸沉默，默默地等待，在如此强大的现实压力面前，谈任何一种文化都让人们觉得不合时宜。
一个往家里赶路的人，一路风餐露宿，那一路的无奈与挣扎是没有这种体验的人能想象得出的。但骥才先生有感而发：“每每望着春运期间人满为患的机场、车站和排成长龙的购票队伍，我都会为年文化在中国人身上这种刻骨铭心而感动。”这是标准文人式的矫情，无病呻吟；没有亲身体验，偏用一贴着情感标签的游标卡尺来测评世间万象；殊不知用了这些琐碎的量化、恼人的比例和惊人的数字来衡量人类的情感，岂是游标卡尺的刻度能测度得了的？还是测评人的心理矛盾重重，把一种俯视异类的眼光，非常勉强地辐射到人类身上，壳无论用什么拼装术都包装不出让人感动的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内核隐含着令人生畏的冷血。
话又说回来，倘若民生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附会上再多的文化都是一种奢谈与做作。对于一种现象而言，君子持论可以“和而不同”，但要生硬地贴上文化的标签，也确实让人匪夷所思。真正的文化人应该是这样的：把个体的生命体验转化为对大众的悲悯情怀，然后从社会底层的角度抒发饱满的人生况味；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因为字里行间渗透的是生命传给生命的情感交流。
记得李商隐在《夜雨寄北》中这样写：“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现在读来仍觉得十分有味，不止一次地让人感动，每每心生温暖，因为这种诗意中渗透的是生命彼此间的关爱与体贴，是生命站在对方角度用寸管蘸着体温来写自己独特感悟的性情文字和情感微醺，尽管是个体而瞬间的，却能远播于国人的心中而成永恒。
因此，文人书写个人的切身体会就该充满人性关怀；这里不取决于文人的眼睛，而决定于文人的内心。古人游览名山大川，附会了山水生命的文化内涵，那是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幸会，所以才有后人眼中看到的已经是浸染了文人性灵的山水，才有后人观瞻远望时的每一次吟咏就会生发每一次的感动；比如秋浦之于李白，辋川之于王维，枫桥之于张继，那是山水的幸运，更是诗人的幸运。
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之于文人就不应该如同帽子上的一块美玉或者腰间的一个香囊，为了免俗以示和非文化人的不同；这岂是一两个饰物就能区别得了的？文人有时不能总自恋地用一只文化眼来看世界，这样会忽略掉社会万象中很多本质的东西，而这些本质才是值得文人形成“毫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的文字。
告别苦旅的春运才可以奢谈文化
中国网 时间： 2010-02-02
作者：余人月
一年一度的春运于昨日展开，首趟实名制临客也在同日启程，铁道部长的道歉与东莞东站站长、书记双双被免成为春运开幕式的两大看点。
部长的歉意是针对实名制衍生的不便有感而发，东莞东站临阵换帅则因列车员帮旅客爬车窗引起，一新一老两个问题同时纠结，预示着进入高铁时代的春运仍将是任重道远，难把新桃换旧符。
有人从春运中看到文化，为年味的顽强为民俗的向心力而欣然，有人则从路途的艰辛看到痛楚，哀民返乡不易。
平心而论，春运二字，运的紧张成份多，春的欢欣意味少，一票难求、涨价、黄牛党、拥挤等诸要素让春运形如畏途，叫“冬运”倒是名符其实。春运作为一种现象，值得探讨研究，说是文化，得首先告别了苦旅才可以奢谈。
不过，痛与恨也好，心愿都一样，希望春运的枝头诗意闹，多一点温暖轻松，少一点混乱悲情。铁路部门挨板砖多，无非是运力大，被寄托的希望大，一举一动有关观瞻而已。
“实名制之所以试点，就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旅客同意，也有相当一部分旅客不同意”。众口难调下，试一试也算是对民意的尊重。至于列车员帮旅客爬车窗，不过陈年固疾，有的说是爱心之手在助力，体现人性关怀，有的认为违规，制造危险。于两种不同的看法中，作出处理也算是顺应部份民意，往好的方面靠拢。
电话订票，实名制购票，高铁开通……面对现实与民意的呼吁，种种回应与改变终究都在与时俱进中推进兑现，无论是快是慢，力度是大是小，该来的一定会来。
从近年一些地方对中小学的撤并可以看出，随着人口峰值的下降、资源供给的增加，总有一天，春运会由运力不足趋向平衡甚至富余。随着路网的不断发展完善，运输方式的相互促进，春运的春天还会远吗。
春运的诗意当从点滴的亲民试验开始，有尝试就有希望。对公众的一些期待也就不妨多试试，比如打破逢春运必涨票价的惯例，甚至跟商家一样来个逢节打折薄利多销？对车票的信息及发售环节公开透明化，以杜绝一切暗箱操作与内部票的可能？
把乘客所想的事，能试的就试，纵然效果不彰，也会得到理解，春运的诗意也会盎然起来。最怕民意汹汹，我自巍然不动，铁打的春运流水的乘客，任汝东南西北，来来往往关我何事？
所以，既然能尝试实名制，好歹有点从善如流的意思。只要尊重民意，将民意纳入决策，春运的诗意就会盎然起来。
从“春运”看刘邦为汉民族奠定的价值观
一、 “春运”是一种文化现象
2009年中国大陆的“春运”达23.2亿人次，超过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不仅令全球瞠目结舌，连中国人自己也愕然。
隔海的台湾也毫不逊色，据报道，1月25除夕日上路的汽车达200万辆，比平日多70万辆，尚不计乘火车、飞机、大巴的人流。
一年一度这样不约而同的大迁徙，姑名之为“大归巢”。这是古今中外仅见的，也是中华56个民族中汉民族特有的。
除夕之夜全家“团圆”是一种文化，洋洋大观的“春运”是由“团圆”派生出的文化现象。
“大归巢”这种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必有一个支点才能撬动，这个支点是什么？
二、什么是价值观？
侯鸟定期迁徙是自然力的促使，而上十亿人从四面八方各自同时“归巢”，显然有一种共同的观念在驱使。这种观念就是由共同的心理而形成的共同“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春运”的支点。
价值观：“通常指人生价值观，即对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意义的认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p629》
三、汉民族的亲情和乡情
繁衍于两河流域的汉民族，大致是“由情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逐步融合、凝集而成的，故司马迁说：“蛇化为龙，不变其纹；家化为国，不变其姓。”中国人的任何一个姓氏，都能从远古的氏族部落中找到源头。
任何一个汉人来到人间，他的第一定位就是“人子”，接着就有了大量的“亲戚”。
按照汉文化，子女随父姓，父族同姓者为“亲”，天南地北、素昧平生的同姓者可互攀“宗亲”，其意为“同祖同宗”也。母族为外姓，母族者类称为“戚”。故《史记》有“外戚列传”，盖指皇后一族。所谓“亲戚”是以父母为中心定位的。
“亲”和“戚”的称谓很复杂，共有350多钟。例如，长辈有祖父与外公、祖母与外婆、伯叔姑与舅姨之差，同辈有堂兄姊与表兄姊之别。这些人又有一大堆“亲戚”。在小农经济的社会中构成了千丝万缕的“乡亲”关系。春节期间无论城市或农村，都要“走亲戚”，当然是挑血缘最近的亲戚走一走。
独生子女政策再执行两三代，以上许多繁杂的称谓将自然消失。
汉民族之所以十分看重亲情和乡情，固有共同生活的血缘因素，更重要的是文化原因。“六亲不认”的人在社会中是根本无法立足的。
四、汉文化的特色
汉文化有很多特色，有别于西方文化之一者乃“孝文化”。
中国的经史十分丰富，“史”记事，“经”载道。《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古人认为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人人都得奉行的规范。“孝心”、“孝行”不仅是汉人的“经”，更被隆之为“道”，故汉人的“孝文化”又称为“孝道”。
“孝道”的本质是赡老敬老，进而寻根拜祖宗，这是西方没有而称羡的文化，它是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倒退一个世纪，“家长”和“族长”具有很大的权威，在“国法”之外他们能执行“家法”。
五、是谁奠定了“孝道”？
“孝”作为一种文化理念，早在周公制礼时就出现了，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没提倡“孝道”，一个将生母囚禁起来的人怎么尽“孝”？他提倡“以吏为师”，即每个人都只服从“官吏”。
秦灭汉兴，刘邦大倡“孝道”。
1、刘邦是大梁的少公子，自幼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故刘邦是个大孝子。他当皇帝后将太公刘湍尊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上皇”，并亲拟诏书。据《汉书》载：“（汉6年，即前200年） 夏五月丙午，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这道诏书情理并茂，浅显流畅，读来不由佩服刘邦的文笔，也是“孝道”的代表作。
2、“太上皇”住长乐宫里无故旧，无乡邻之情，落落寡欢。于是刘邦命匠人吴宽照丰邑绘图，在陕西栎阳县再造“新丰”。新丰与丰邑别无二致，以致“鸡鸭皆识家门”。刘邦将丰邑故旧全迁来陪太公，并世代免除徭役赋税，直至太公欢悦为止。此乃“孝行”之又一也。
3、刘邦尽孝，五日一拜太公。于是规定全国每隔五日放假，人人都得侍侯父母，为父母进食洗沐。此日定为“洗沐日”，又称“休沐日”。
相国曹参的儿子曹窋照惠帝吩咐问曹参为何不理朝政，遭曹参鞭笞二百，就发生在“洗沐日”。
王陵在刀斧手下救过张苍，汉文帝时张苍当丞相。据《史记.张丞相列传》载：“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日），常先朝（王）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
西方每隔六天的“礼拜日”是礼拜教主耶稣的，中国的“休沐日”是礼拜父母的。耶稣公元0年方诞生，而汉家在公元前200年就有了“洗沐日”。
西方的宗教认为“人”是上帝造的，而中国人认为“人”是父母生的。故中国没有宗教而有“孝道”文化。
4、刘邦带头行孝，他的儿子汉文帝刘恒也是大孝子。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袁）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闭眼）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曾参是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之一，大孝子。
中国有个《二十四孝图》，尽列历代大孝子，汉文帝是其中唯一的皇帝。
汉初的皇帝谥号中都带“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
5、汉时举荐人才首先考察德行，德行的标准就是“孝廉”！400年后东汉末年的曹操就是“孝廉”出身。不孝不廉是不能做官的。
6、刘邦是儒家， 2100年前早有定论（详见拙著《刘邦原来是儒家》）。
儒家思想有两根支柱：居家“尽孝”，在国“尽忠”。“忠孝”两者的关系，《论语》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刘邦兴学，兴儒学！故太史公在《儒林列传》中说：“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脩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於是喟然叹兴於学。”
综上所述，是刘邦奠定了儒学的地位，从而也奠定了“孝道”文化。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和社会细胞的，由家而国的“忠孝”观念作为上层建筑，是完全与经济基础匹配的，故儒学绵延两千多年不绝。
六、大归巢的“春运”是孝文化的必然表现
文化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其性难改的信念，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化是社会的粘合剂，文化决定社会的发展和走向。我们说“历史具有惯性”，实质上是指文化的“传承性”。
传承了2200多年的“孝道”是汉文化的特色，而不惮劳苦奔波数千里赶回家团圆以“尽孝”，是小农经济的“价值观”在起支配作用。小农经济虽在逐步消亡，但作为文化却传承不息。
小农经济的价值观是什么？
1、人的地位：任何一个汉人来到人世，他的第一社会地位首先是“人子”，今后地位再高那怕当了皇帝，仍是“人子”。“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只要父母在世，“人子”就得“行孝”。即使父母殁世，也得年年扫坟、奉上酒肉瓜果祭祀。“人子”是根深蒂固的“终身制”！汉文化就这样代代传承着，那怕进入了现代经济、信息时代。
2、人的作用：“人子”地位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第一作用是对家庭负责，赡老抚幼是他终身的责任。故汉人的家庭观念特别强。
3、意义：儒家规范人生的最大意义是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爱家而爱国，直至为国尽忠！汉民族有强烈的家、国意识。
儒学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悠悠两千多载制约着汉民族，连惊世骇俗的“春运”都只能从它那里找来由。
冯骥才：从春运认识我们的春节和民族吧
2010年01月29日09:11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每每望着春运期间人满为患的机场、车站和排成长龙的购票队伍，我都会为年文化在中国人身上这种刻骨铭心而感动。春运的人潮所洋溢的不正是年文化的精神核心--合家团聚吗？还有哪一种文化能够一年一度调动起如此动情的千军万马？能够凸显故乡和家庭如此强大的亲和力？从春运认识我们的春节和民族吧。多么美好的节日，多么重情义的民族，多么强大并具亲和力的文化。是春节的年文化把所有的家乡、把中华大地变成巨大的情感磁场，是春运让我们感受到这磁场无比强劲的力量。
冯骥才日前在《文汇报》撰文说。
我第一次到金老师家里上课的时候竟然发不出声。我的师门秘籍就是“信老师”3个字：无条件地相信金老师的指正，除了唱歌之外心无旁骛。
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日前获“2009中华文化人物”称号。她在央视《艺术人生》中说。而金铁霖对宋祖英的评价则是：“最刻苦的一个学生”。
经常遇到有人提问：文学有什么用？他们的潜台词大概是：文学能赚钱吗？能助我买下房子、车子以及名牌手表吗？能让我成为股市大户、炒楼金主以及豪华会所里的VIP吗？我得遗憾地告诉他们：不能。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是有文化的和有精神的，在于人总是追求一种有情有义的生活。人以情义为立身之本，使人类社会几千年以来一直有文学的血脉在流淌。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和手书传抄，文学也一直能生生不息蔚为大观，向人们传达着有关价值观的经验和想象，指示一条澄明敞亮的文明之道。因此它不是一种谋生之术，而是一种心灵之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修养。
作家韩少功日前撰文说。
交响乐是本人的挚爱，其实交响乐就是西方的民乐，为我心爱的音乐做点什么，一切都值得。我会把整个交响乐的声部和乐器对应不同的社会形态来演绎，介绍乐器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关系，我甚至可以用交响乐解释我们的和谐社会。我要把伟大的交响乐请下神坛，剥下神圣的外衣，露出它通俗的胴体。我对音乐非常尊重。这不会是一场无厘头的音乐会，我不会用交响乐搞怪。我会在流动中说明，在说明中流动。
1月30日，周立波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与余隆指挥的中国爱乐乐团合作，演出“欢乐颂•交响音乐新赏会”。周立波将要现场解说并客串指挥交响乐。据《东方早报》报道。
“回家”的伟大
加藤嘉一 2009-01-24 09:07:57 凤凰博报
春节快要来了。从开始在京生活，说实话，我对“过年”没什么感觉。除了自身的性格、价值观念等因素，也有客观原因。
日本人传统上过元旦，“元旦”（我们说“正月”）对日本人来说是最重要的节日，一般家庭都团圆在一起。北京的节奏却不允许使我在这个时候放松，更不会让我为专门过年而回国。我已经5年没过元旦了。
中国农历上的元旦--春节，对此，我日本人又产生不出那种令人放松而激动的“劲儿”。这也很正常，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完全入乡随俗，还是有所保留，无论是姿态还是心态。
我对“节日”越来越冷淡，我看着自己心态上的变迁，也只好接受这一客观事实。我就凭自己的节奏谋生罢了。仅此而已。
抛弃情感，从观察者的角度看中国的春节，还是蛮有趣。今年中国“春运”一共达到23.2亿人次，等于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这一数字实在惊人。中国的庞大的人口本身在春运上不是最核心的一点。
最令人深思的是，中国人对“回家”的观念。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回家”是传统的、历史的、家庭的、民族的，也是现实的。许多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中国在历史传统上所培养的思想文化在日本反而保留的更好，更广，更深。中国人对此应该有所反思。
中国人今天什么节日都过，非常“泡沫”，不可思议。传统节日不说，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的节日，以年轻人为主，毫不犹豫地去接受，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日本人对它们的重视。相信，今天，中国人是最热爱“过节”的民族。这点与国内现实的矛盾、国民的盲目浮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些祝贺短信则最令人烦恼。什么都是，什么也不是。
不过，我能感受到。对中国人来说，不分年龄、民族、地区、性别，“过年回家”与其它任何节日截然不同，至高无上。超越喜欢或讨厌、接受或抛弃、重视或轻视。
“回家”的伟大。它超越政治体制、经济海啸、文化冲击、社会动荡。也许，它是唯一能够左右当代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也是唯一能够使得中国人超越时空，彻底信任的思想体系。
祝愿所有中国人春节快乐，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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