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谈传记文学的特征
作者: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 褚峥 时间:2010/8/26 20:08:53 来源:会员原创 人气:1184
先说真实性。因为它被视为传记文学最高的原则，是灵魂和生命。真实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对传主有一说一，不虚美，不隐恶，真实地还人物以本来面目。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作出了表率，“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史官为了实写历史不怕掉脑袋。司马迁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就是为当朝皇帝的曾祖父刘邦作传也没有掩饰其一副无赖嘴脸。在传记新著《岭南文化与孙中山》（胡波）中，作者既写出了孙中山先生在一般情况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冷静沉着、灵活敏捷、坚强刚毅这样优秀的气质特点，也没有为尊者讳，掩饰他有时有暴跳如雷、急躁冒进、偏执固执这样不良的气质特点。在世界传记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不鲜见。如布莱恩（Denis Brian）在为爱因斯坦写的传记中，也写到了他的另一面，如这位关心陌生人子女的人道主义者，却不顾自己的儿子，同时还否认自己有个私生女活着等。传记文学正因为真实，才使它有别于其它文学体裁，对读者更具有震撼力。
相反 ，传记文学一旦对传主故意粉饰或歪曲，就会星光黯淡，让读者生厌。希特勒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写了一本回忆录，书中的希特勒文质彬彬，儒雅可亲，生活俭朴；不近烟酒，“他的知识拓展到文学与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他在女性面前绅士风度十足，有很丰富的人情味”，“他又是一个不倦的工作者，总是工作到深夜……” 总之简直就是一个极富“天才”，极具“人情味”、“多才多艺”的旷世“伟人”。由于带着有色眼镜看希特勒，不能全面地客观地来认识他，笔下的传主就与历史上真实的人物相去甚远。一个歪曲变形背离真实的传主，对读者不仅没有吸引力，还会遭到质疑和厌弃。
作为自传来说，尤其要注意心灵的真实。余秋雨和周国平的文学自传《借我一生》和《岁月与性情》问世一来，即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有心的读者将二者作了比较发现，就二者心灵的真实来说，周国平的作品能真诚地面对自我，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毫不掩饰曾有的人性冲动和曾经的过失，如有过爱虚荣也爱美人的时候，在“文革”中也写过大字报甚至揭发过他人等等，故而作者为世人描绘出一个真实而生动的文人学者肖像。而余秋雨的作品在面对过去的个体生命时理直气壮地表彰自我，有时甚至流露出一种自恋的情绪。这种失去了心灵的真实的自传，塑造出的传主形象，其真实性便不能不让人怀疑了。
真实性其次表现在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与时代风貌，使读者从中获得的是真实的历史信息。如在《“布衣总统”孙中山》中，剪辫子的场面描写，“地上，辫子堆积得像小山一样”；北伐军唱着新军歌开赴前线的场面：这些真实的历史信息都会让读者如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
再说文学性。文学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现在以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记录人物，叙写事件上。如在《“布衣总统”孙中山》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孙中山见状立即派护卫去制止。他着急地说：‘对待老百姓不能这样！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这里通过“立即”“着急”等动作心理的描写和语言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了“布衣”总统的平民本色。再如在《华罗庚》中，他的姐姐回忆他刻苦自学的情景：“尽管是冬天，罗庚依然在账台上看他的数学书。他鼻涕流下时，他用左手在鼻子上一抹，往旁边一甩，没有甩掉，就这样伸着，右手还在不停地写••••••”这里使用了“抹”“甩”“伸”“写”等动词，把华罗庚写得形象、具体、感人，把华罗庚学习数学的入迷和痴迷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文中还多处引用华罗庚的诗句，使得这篇科学家的传记，在大量理性的、抽象的数字描述中，又显现出一派古朴文雅的情趣来，别有一番文学色彩。
二表现在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真实的基础上，作者总是选取最能突出人物个性的事件加以描写。如在《华罗庚》一文中，作者为了表现华罗庚的爱国精神，就选取了这样两则材料：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华罗庚却由英国回国；新中国成立，华毅然放弃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于1950年2 月带领全家从美国动身回国。这两个事件非常具有典型性，因而增强了传主的感染力。
传记文学作者常常用一些轶闻趣事来刻画人物。如在《“布衣总统”孙中山》中，作者在文章开头先讲述了关于“布衣总统”这个称谓的来历，这则趣事一波三折，一个虽为“布衣”，却早怀大志，血气方刚，不卑不亢的青年才俊形象跃然纸上。 在《华罗庚》中的引文部分，作者也讲述了一则“伯乐识马”的故事，突出了传主非同寻常的数学才能。
三表现在作者在作品中所浸透的情感上。作者对笔下的人物的理解与评判都 是通过主观感情色彩的描写表达出来的。作者对人物的褒贬、毁誉寓于人物的记述之中。如《“布衣总统”孙中山》中对于唐绍仪与伍廷芳的描写，他们在生活上与孙中山相比都很奢侈，但作者笔下的唐绍仪作为孙的革命同志，则显得是性情中人，大方自然；而伍廷芳则显得奢侈成性，局促生硬。对前者，作者语含善意；对后者，作者语含讽刺。对比之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作者感情隐然可见。
以上这些方面，正是传记文学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根本条件。
但是传记文学的文学性与小说的文学性不同，“它的虚构是一种‘死象之骨’式的还原”（传记理论专家赵白生）。如果滥用文学的虚构、想象，也许场面、情节、人物越写越生动，但也越让人不可信，离历史真实越来越远，就失去了传记文学的权威性。如曾获1980年普立策大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埃德蒙•莫里斯，在他的新作《荷兰人——里根传》中，尝试着虚构了一个里根身边的人物，以这个人物的眼光观察里根的言行，以这个人物的口吻叙述里根的故事。他这样做，增强了传记的文学性，但作为一部具有官方色彩的传记，事实和虚构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分辨不清，这种做法显然不够谨慎，也使传记的权威性大打折扣，遭到读者和评论家的非议。
如果说真实性是脚底下的一湖多变的秋水，那么文学性就是头顶上的一方浪漫的天空；如果说真实性是天空中一只飞翔的孤骛，那么文学性就是在天边相衬托的彩霞。二者一主一辅，珠联璧合，水乳交融，共同塑造了传记文学瑰奇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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