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记者和作家贝特兰被俘的前前后后
作者:马骏杰 时间:2012/5/18 16:15:58 来源:在河之北 转发 人气:853
参加守港战斗
贝特兰来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宋庆龄救助抗战中的伤员和孤儿。1941年12月8日，贝特兰早早地起床，他眼望着窗外灿烂的阳光，愉快地准备一天的工作。突然，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房东徐老太惊叫着跑进贝特兰的房间：“哎呀，贝先生！是日本飞机来了，矮鬼子开始轰炸香港了！”
贝特兰根据近期的国际形势，早已预感到这一天迟早要到来，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的第一反应是保护宋庆龄。他赶忙跑出房门，来到“保卫中国同盟”办事处。在那里，他看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报道。他立即给宋庆龄打电话，商讨对策。宋庆龄对日本轰炸香港的事情早已知道，她刚刚在启德机场迎接从重庆来香港的宋霭龄时，恰巧遇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亲眼目睹了惨烈的一幕。她建议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讨论今后的工作。
第二天，在宋庆龄主持下，“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宋庆龄坚持要留下来主持工作，与战友们并肩战斗。贝特兰则坚决反对，他主张宋庆龄马上离开香港，到缅甸或印度重新开展工作，他自己愿意留在香港，一面向外界报道香港的情况，一面参加守港战斗。在贝特兰的一再坚持下，宋庆龄接受了离港的建议。当天晚上，宋庆龄在启德机场登上了最后一班离开香港的飞机。几个小时后，启德机场被日军占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香港的防御力量极其微弱。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国民政府就提出过帮助英军防守香港的建议，但遭到英方的拒绝，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固守香港。守港战斗打响后，英军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挡日军进攻，于是匆忙派代表赶往重庆，向国民政府求援。蒋介石表示愿意派兵增援香港，但提出英方必须提供海空支援，将中国军队运抵香港。然而，英方不同意蒋介石的提议，国民政府只好放弃支援。
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港九一带投入了战斗。港英当局也号召所有驻港人员拿起武器，参加守港战斗。来自中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家的驻港人员，积极响应号召，不少人主动参加了战斗部队。
贝特兰虽然是记者出身，但他怀着一腔热血，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战斗。他来到香港民防总部，排在长长的报名队伍中。他被编入皇家陆军第二炮兵连，防守赤柱。在这个连里，有新加坡华侨、澳大利亚退伍老兵、俄罗斯知识分子、波兰青年学生等。贝特兰担任一名轻机枪手。
赤柱位于香港岛通往九龙的交通要道上。在头十几天的守岛战斗中，驻守赤柱的部队没有跟日军正面接触，他们的任务是对付日军的空袭。12月20日，日军大批飞机轰炸赤柱，贝特兰用一挺老式的路易斯机关枪拼命地向空中射击，一连几天都是如此，直到香港岛陷落。
12月24日晚，正值西方的平安夜，第二炮兵连奉命向海滩方向开进，阻止日军登陆。大炮被安置在事先选好的阵地上，贝特兰则扛着机关枪，在黑暗中占领了一处悬崖上的阵地。凌晨三点多钟，大炮发出了怒吼。贝特兰借着手电的光亮，第一次看清了海滩上的日本鬼子。他瞄准一个指挥官，扣动了扳机，鬼子官应声倒下。随后，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均被猛烈的反击打下去了。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这时，一支由加拿大人组成的部队接替了第二炮兵连的防御，贝特兰扛着机枪，疲惫地撤下阵地。
正当贝特兰和他的战友们抓紧时间休息准备再战时，他们突然接到上峰的命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原来，就在守港战斗激烈进行之际，香港总督马克•扬接到英国政府的投降命令。就这样，英军的守港战斗仅仅坚持了十八天。圣诞节这一天，香港陷落了。
沦为日军战俘
香港沦陷后，包括英国、印度、加拿大等国在内的陆、海、空军队官兵一万余人沦为日军俘虏，其中英国战俘五千余人，贝特兰就在其中。
战斗刚刚停止，日军来不及在香港设立战俘营，大批俘虏被临时关押在位于北角的一处破烂不堪的难民营中。这座难民营是战前香港当局为中国难民搭建的，这里垃圾成堆，污水横流，生活条件极差。过惯优越生活的英军官兵在开到这里之前，仍不失从前十足的气派。然而，当战俘们走进用铁丝网围着、四周游动着日军岗哨、臭气熏天的难民营时，他们才意识到，未来的生活将充满无法想象的苦难。
起初，日军为节省食物，还允许英军战俘用卡车将原来部队储藏的食物运进来，补充配发食物的不足。后来，随着战俘们因生活条件恶劣而出现的对立情绪，日军断绝了所有外来的给养，使战俘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糟糕，从而酿成了战俘们最初的反抗。
一天夜里，一个年轻战俘穿过铁丝网跳入大海，试图逃跑，被日军岗哨打死。此后，更多的人酝酿着逃跑。一个偶然的机会，贝特兰在铁丝网前看到了走在外面大路上的两个熟人，一个曾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过。贝特兰高声呼叫他们，并向他们提出帮助自己逃跑的建议。这二人十分吃惊地看着贝特兰，答应愿意帮助他逃出难民营。几天后，贝特兰收到了二人捎来的肥皂和鞋子，里面有张纸条，说他们正在联络藏身之处、经费以及逃出香港的船只，需要几天的时间。然而，日军已经注意到了战俘们的情绪，为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战俘骚动，决定将战俘转移到刚刚建成的战俘营中，贝特兰失去了逃出战俘营的机会。
深水埗战俘营
贝特兰等战俘被押往深水埗战俘营，这个战俘营位于九龙丘陵和港湾之间，原是英军的一个兵营，可以容纳几千人。但由于日军的轰炸，这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战俘营的居住条件比难民营好不了多少，由于房子低矮，人员太多，战俘只能睡在拥挤的大通铺上。最糟糕的是食物。日军每天为战俘提供少量发霉的米、蔬菜和一些柴火，其他的一切都要靠战俘自己想办法。几周过后，英国人原先的绅士风度一扫而光，皇家陆军军官光着脚，抽着用靴子换来的纸烟，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
日军还强迫战俘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战俘清理被炸坏的公路和扩建启德机场，后来又调往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修建油料和弹药仓库，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报酬是增加一碗稀菜汤。许多战俘在食物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经不住重体力活而倒下。贝特兰凭借着比较强壮的身体，顽强地坚持着。
日军对战俘的迫害，频频引发逃跑事件。1942年5月，皇家陆军上校林赛•赖德率领一些战俘，从新界山上逃跑成功，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作为报复，日军对战俘实行集体惩罚，长期断绝蔬菜配给，致使战俘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脚气、败血症、黄疸病、白喉等疾病蔓延开来。特别是白喉的传播，夺走了许多战俘的生命。在疾病最猖獗的时候，一天有四、五个战俘死亡。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听惯了葬礼号的声音。贝特兰也染上了白喉病，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每当听到葬礼号声，他便问自己：“我的葬礼号何时响起？”幸运的是，这年10月，红十字会将一批药品送进战俘营，贝特兰才侥幸逃过一劫。
贝特兰被关押在深水埗战俘营整整一年，1942年年底，他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日本当局将把战俘押往日本。对这一消息，战俘们充满了担心和忧虑，他们不知道到了日本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押往日本途中密谋暴动
由于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缺乏，从1942年夏天开始，日本当局将香港战俘分批运回国内做苦役。
第一批运往日本的战俘共有七百人。第二批战俘共一千八百人。当轮船行至上海海面时，突遭美国潜艇攻击而沉没，一部分战俘葬身大海，一部分被日军枪杀，只有少数获救。第三批战俘共一千多人，三天后到达日本。
对于前三批运往日本战俘的情况，包括贝特兰在内的其他战俘毫不知情，他们是第四批运往日本的战俘。这批战俘共有五百人，他们登上“玛丽皇后”号货船，在日本军舰的护航下，于1943年12月从香港启程，开始了惊险之旅。
登船以后，战俘被关押在水线以下潮湿、阴暗的底舱。“玛丽皇后”号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启航的第二天，就出现了故障，在海上失去动力漂泊了几个小时，日本军舰急得团团转。此时美军的飞机不时从空中掠过，战俘们多么盼望盟军能对日军发起攻击。然而，什么情况也没发生。经过修理后，船又缓慢地向前行驶，三天后到达台湾。在那里，战俘换乘“东山丸”号武装货船，继续向日本进发。
船启航后，穿过台湾海峡，沿中国海岸向北行驶。这一航路上，盟国海军出没无常，日军将护航军舰增加到两艘。在战俘中有一位海军军官叫约翰•艾伯特，他发现，日军在船上的武装警卫人数不多，允许一次上甲板透风的战俘有四人，航路又靠近中国海岸，是暴动夺船的好机会。于是，他联络了包括贝特兰在内的一些战俘，制定了夺船计划。他打算让上甲板透风的四个人首先制服守舱的日军警卫，然后打开舱门，其他战俘出舱投入战斗。夺船成功后，登上中国海岸。他在俘虏中找到一个熟悉地形的中国船员，然后等待暴动时机。
当天夜里，中国船员看见一种熟悉的灯光，判断船已经靠近上海。此时，“东山丸”号落在两艘日本军舰的后头，约翰•艾伯特见时机一到，发出动手信号，此时，贝特兰等多数战俘聚集在底舱，准备投入战斗。可不知为什么，一艘日本军舰突然掉头向“东山丸”驶来，约翰•艾伯特考虑到强行动手难以成功，立即命令中止了行动，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暴动机会。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几天后，“东山丸”到达日本。
在日本期待战争胜利
送往日本的英军战俘，多数被关押在大森战俘营。这个战俘营位于东京湾的一个人工小岛上，战俘营总部就设在这里。和往常一样，对新来的战俘，日军先从中挑选一部分人进行拉拢，试图说服他们到东京文化中心“工作”。这个中心聚集了为数不多的盟军战俘，给日本报刊写文章和编写定期的英语广播节目，还给臭名昭著的“东京玫瑰”提供新闻稿件，以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
挑选出的战俘先被关进禁闭室，然后一个个被日本人叫去询问和规劝。贝特兰是第三个被带走的，他跟着日军警卫来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桌前坐着两个来自日本陆军新闻局的军官。
“请坐。”一个戴着眼镜、留着光头的日本军官说道，“贝特兰先生，我们是同行，我以前是《朝日新闻》驻美国的特派记者，也曾到过英国，早就听说了你的大名。”他试图通过叙旧拉近与贝特兰的心里距离。接着，他话锋一转，说道：“在两年的时间里，美国人推进了不到二百英里，试想，他们要推进到日本，需要多长时间？如果能够迅速缔结和平，通过谈判解决战争，不是要比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大家更好吗？在报纸上，或者通过东京电台来表达这样的观点，可以拯救同盟国人的生命和日本人的生命。我们日本政府是乐于做这样的宣传的。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如果在舒适的环境里作这样的宣传，不比在战俘营里更好吗？”
贝特兰早已明白了日军的意图，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就听说了日本东京文化中心的勾当。他默默地告诫自己：“在东京文化中心作任何工作，都是一种卖国投敌的行为。”于是，他平静而婉转地答道：“我是一个喜好运动的人，对广播工作没有什么兴趣，为了身体健康，还是做做露天体力劳动为好。”
日本军官又对贝特兰做了长时间的规劝，但始终不能让贝特兰动摇，他们无计可施，只好恶狠狠地让警卫将贝特兰押回禁闭室。几天后，贝特兰被正式编入战俘营。
大森战俘营的营房很狭窄，每间房子要容纳近二百名战俘，其生活条件可想而知。日军对战俘的管理十分严格，每名战俘必须学会操练、敬礼和各种各样的日本规矩，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棍棒毒打。食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所有的救济品和额外供给，必须通过繁重的劳动才能换来。
战俘的日常工作就是劳动。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战俘组成不同的劳动队，被派往各地的车站、码头从事货物搬运。贝特兰被编入一个全由英国人组成的劳动队，派往汐留铁路车场从事搬运工作。他们的搬运量为每人一天三十吨，这样的劳动使很多战俘吃不消，有些战俘仅几天的工夫就住进了医院，有些则因劳累过度而死亡。
1944年，盟军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战火也烧到了日本本土。一天中午，贝特兰听到一声轰鸣，他抬头一看，一架银灰色的大飞机正在空中盘旋，身边的战俘立即惊叫道：“美国的B－29轰炸机。”贝特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机，但他知道这是美国的新式轰炸机，威力巨大，他预感到胜利的曙光即将显现。从那以后，B－29轰炸机经常在日本上空出现，重型炸弹也不断地落在日本的土地上。
1944年3月9日，贝特兰和他的战友们迎来了盟军对日本本土的第一次大规模空袭行动。那天夜里，战俘们照例在营房里休息，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警报声，紧接着，日军的防空高射炮也响了起来。贝特兰意识到这一定是盟军的空袭行动。他和一些战俘兴奋地跑出营房，躲在一间厕所里，透过事先挖好的窟窿向外观望。只见日军的探照灯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在大约五千米的高空，一群飞机闪着银色的光，将一批批炸弹从空中倾泻下来，它们正是美国的轰炸机群。猛烈的轰炸一直持续到天亮，东京淹没在一片火海中，有四分之一的地区变成废墟。
后来，贝特兰描述了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们见到了主要公路上黑压压地挤满了难民，他们一会儿朝这条路走，一会儿朝那条路走，视轰炸目标的变动而变动。我们看见了做父亲的手里抱着自己孩子的尸体，看到了被烧伤和薰黑了的面孔，看到妇女们因为吓坏了，走路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贝特兰感慨道：“在前一些年，在北京和上海，在汉口和重庆，我多少次看见过日本首先对亚洲进行大规模轰炸的受害者。日本飞机如入无人之境，在中国的天空横冲直闯，对着和平的城乡居民卸下它们的载荷。现在，所有这些日本飞机都在日本帝国的心脏得到了它们的报应，而且还加上了利息。同样，遭到劫难的不是军人，而大都是平民百姓，妇女儿童。”
两个月以后，同样的空袭在横滨也发生了一次。
昔日繁华的都市，如今变成了一片瓦砾，日军恼羞成怒，他们将愤恨发泄到战俘身上，对一部分战俘大打出手，特别是对被俘的美军飞行员，变着法进行折磨。汐留铁路车场已经被炸毁，搬运货物的工作暂时停了下来。贝特兰所在的劳动队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清理废墟。不过，他们还是感到惬意，因为他们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与此同时，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寇的末日就要来临。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遍了整个战俘营。战俘们偷偷地用被单制成了美国、英国、荷兰等国的国旗，做着欢庆胜利的准备。15日，战俘劳动队照常出工，在路上，他们忽然听到了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讲话，顿时欣喜若狂。在回战俘营的途中，他们唱起了歌。一个星期以后，日本官方正式通知他们战争已经结束。
9月2日，盟国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隆重的投降签字仪式。第二天，包括贝特兰在内的全体英国战俘共三千余人，换上崭新的海军军服，登上了英国皇家海军“议长”号航空母舰。“议长”号缓缓地开动了，载着这些受苦受难三年多的英军战俘，离开了日本，驶向自由的海洋。
1946年，贝特兰作为远东委员会新西兰代表团的顾问再次来到东京，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期间，他几次来到大森战俘营，面对一排排阴黯的营舍，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他亲自动手将曾经关押过特殊战俘的禁闭室拆毁，他希望人类永远不再经历那些黑暗的日子。（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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