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去行政化”离教改有多远？

　　一说中式教育这个沉重话题时我就恼火到胃下垂，不说的话又觉得良心不安，明知说了也白说时还说，这就是一介草根文人的操守。偶然间看到媒体有了新话题叫“教育去行政化”，貌似教改又以一种新的方式扑面而来了，——当然了，扑面而来的气体有可能是春风，也有可能是前座男生一不小心没憋住放出来的呢。真能确定这一举措是教育改革？恐怕未必。
　　站在全球视角看，按培养目标的不同我们可以把教育模式大致划分成两类，一种是培养人才的教育，一种是培养奴才的教育，两种教育模式隔太平洋相望，一个在美国，另一个在北韩（误会了吧，我没说在西韩）。人才成长取决于教育内容、教育环境和教育手段；教育内容、教育环境和教育手段取决于教育目标；教育目标又取决于政治体制的需要。所以，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决定了在教育产业链上的终端产品是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人才，还是肉体上被奴役，思想上被阉割的奴才。就以朝鲜为例，金家三代人通过暴力胁迫、封锁信息、掩盖真相、导向舆论等等专制手段，成功地把全体国人的身体与思想一起打包关进笼子里。而与朝鲜完全相反，美国对外来人口（美国是移民国家）无论在身体上还是思想上都能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能开发每一个人的最大潜能。两种教育成果大家都看到了，美国人在物质上很有钱，精神上表现为可以整天以骂总统为乐，而北韩人在生活上忍饥挨饿，在精神上却表现为一见金三胖就激动得痛哭流泣。由于培养目标的不同，从结果上看美朝两种教育都取得了成功。
　　看了朝鲜的教育后我们真可以自豪地说一声，中国终于落下棒子五十步之遥了。作为中国人，我们如果认识不清教育弊端的根源在哪里，还是舍本逐末地只从技术层面着眼，想破解中国教育难题，将永远也别想找到正解。最近，媒体报道说我国又迎来了新一轮教育改革——教育去行政化。说实话，包括笔者在内的对中国教育有些了解的半拉子文人都不会感到一丁点兴奋，因为狼来的次数太多，早就麻木了。有些半御用专家一直在论证，试图通过所谓的“教育改革”实现对中国教育的改良，以期达到培养出欧美一样顶级人才的目的。从表面上看持这种天真想法的人应该还算是体制内有良知的文人，但实际上他们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装糊涂，要么就是在装孙子，因为这种论调有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不是真想培养出美国那样的人才。至于欧美等国培养的人才是用什么标准，不需要我啰嗦。国人要明白，画饼充不了饥，望梅不能真止渴。
　　由于国情原因，官员治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我的理解是，中央推行“教育去行政化”意在通过去掉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消除大学校园里由官僚主义和贪腐之风造成的环境污染，可这种设想的可行性究竟有多大呢？
　　政客校长与政府官员早就接上了轨，不光俸禄是一个级别，就连腐败方式和情妇数量也能拷贝同一个版本（各种“门”早就见诸媒体）。中国历史上许多高官是大学问家，比如王维、王安石、苏东坡、王阳明等等，可惜那是在被官方有意抹黑的“万恶”的封建社会，当今的高官文化水平就不敢恭维了。清华、北大被知名学者管理的历史只存在于民国时期，中共建政后大学的领导岗位就被官员占领了。某些官员校长的文化水平备受争议，有一件事曾经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笑谈。“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难道清华大学穷掉底儿了得需要人家捐几本书？这两个口误是连小学生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但是副部级官员却犯了，而且是以校长的身份犯的。不认识“侉”字并不是什么毛病，这位校长大人的问题出在，这么大的事怎么没备课呢？你可是校长，而且是最高学府的校长。看来，政客校长只研究政治，从不研究学术。
　　体制的原因决定了我们的各行各业都是由政客把持，而不是由业务精英管理。官员的选拔不是从基层优中选优，而是从两办、两部、团组织等基地往下级委派，这样的用人机制就决定了各级干部的政治素质过硬，而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短腿，——这还得是在假定干部选拔过程中没有黑箱作业的情况下，而事实上没有黑箱操作是不可能的。
　　还要弄清一个基本概念，去掉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属不属于教育改革？这样做的结果能不能影响到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笔者以为，如果站在中纪委的角度看或许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果站在教书育人的角度看恐怕会收效甚微。大学校长如何换，培养人才的标准都没有变，教育机制会按惯性有序运行，所以，搜刮家长最后一分钱的教育产业化不会变；不许普世价值进课堂的政治思想灌输不会变；人为划分尊卑阶级的教育不公平不会变；学术造假现象不会变；买卖学位现象不会变……归根结底，这和教育改革没一毛钱关系。中西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大学是自筹经费的私立学校，而中国的大学是听党指挥拿官饷的御用机构。按“吃人家嘴短”的原则，因为西方大学经费来自民间，所以他们要为每一个进入该校的学生负责，这就是以为人本。而中国大学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所以大学的办学得为党组织负责，这就是以党为本。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学是不按执政党教育方针施教的，所以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中国所有学校都必须按党的教育方针办学，第一要务是必对学生统一思想，把孩子们的质疑精神、思辨能力、求知欲望、创新意识消灭在萌芽状态，否则教师们就会被下课，被断炊。
　　在大环境不变的条件下，试图过细微的改革使中国教育走出困局的想法，其实是挑战不可能。而《挑战不可能》只是个节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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