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变革为什么落后于时代变化？

　　写在前面：从2018年起，中国每年将向世界卫生组织交5000万美金，但是，在世卫组织的7000名雇员中，中国雇员只占40人左右，管理者更是寥寥无几。未来的中国势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教育能否培养出管理世界的人才？
　　就目前来看，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脑袋跟不上发展”，这是摆在中国教育面前的不争事实。对此，“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围绕中国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了当前中国教育的弊病与创新，为未来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搜狐教育独家为您呈现现场的精彩演讲。
　　目前，我国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转型过程中。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打破了我们熟悉的、习惯的、固化的一切，这其中就包括教育。
　　针对教育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即教育是为了什么，体制改革为什么艰难，以及当下的我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体制为什么没有匹配这些变化。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
　　教育就是育人，所以要深刻地理解，人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同维度。只有这样，才能知道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变革。
　　教育过程中的人可以分为三个维度：第一是在个体层面上，教育当中的人意味着生产劳动者；第二是在社会层面上，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社会交往的共同体；第三是放在国家体系当中的人，是作为公民而出现的。虽然教育是以人的产出为基本功能，但是这个人是多维度、多切面的，而这种切面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意味着教育的整个输送过程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
　　在个体层面上作为劳动者，在教育过程当中人们获得的是如何安身；在社会上作为交往共同体，教育教给人们如何立心；而在国家层面上作为公民，除了安身和立心之外，人们还应具备谋公的思维、情怀和事业。教育这一简单的过程承载了非常多的内涵。
　　合格的教育过程至少有三个层面上的产出和价值取向，可以让人找到安身之本。可以是素质，也可以是素质基础上的能力，当然也包括综合体。
　　人们常说，大学教育可能只给学生提供视野，提供思想，学生要想真正找到谋生工具需要到社会中去。我并不赞成这个观点。好的教育过程就应该可以让学生安身，找到生存的技术和工具，这个工具可以是会做什么，能讲什么。
　　作为交往的共同体，合格的教育过程应该让人学会尊重差异和分歧。一个很重要的素养不是去寻求共知或者达成共知，而是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然后去尊重不同。某高校教师发了一个视频说朋友无用论，他说朋友不是用来用的，而是用来爱的。我认为如果说朋友是一种可持续的交往关系的话，那么可以用来爱，也可以用来用。这个“用”是什么？“用”本身并不意味着比爱层次低，“用”和“爱”是同时存在的，某种意义上“用”也可以是达成“爱”的一种方式。教育的过程是让学生认识到社会的多元性并包容它，而不是规定只有这个才是对的。
　　合格的教育应该让人在生活的过程中自然地、无意识地切入国家情怀，把家国情怀放在所有的考量中。
　　这三个元素其实是当下中国转型和发展最需要支撑的三个元素。
　　教育变革需要“我”有意识、有勇气、有能力
　　体制是习惯的制度性的固化，体制变革的本质是有意识、有勇气、也有能力去打破这种习惯。政府永远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原因，政府很多时候就是问题本身。国家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政府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国家没有在变革的时候，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去打破旧有的习惯。对于教育体制也是如此。
　　个体是如此重要，而个体发展得如何则取决于教育过程以及教育品质，因为教育过程就是培养“我”的过程。反过来，“我”又是影响变革的重要变量，所以这是一个闭合的逻辑关系。这个逻辑关系如此之紧密，因此说教育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当下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合格的教育过程还可以再进一步的话，那就是优秀的教育。优秀的教育过程能让被教育的对象找到“我”，区别于他人的我、可选择的我，而这个“我”的发现和建构是“我”之自由的关键。马克思说，人类社会最后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什么是自由？是我不被奴役，我能够确定“我”的主体性是我之自由的关键。这样一个带有非常强的主体性和多元性的我，也正是人类发展真正的源泉和动力。而目前中国的转型就是缺少优质的劳动力和合格的公民做支撑，在这一点上它们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
　　如果优秀的教育过程让我们找到了“我”，那么卓越的教育过程就是让我们有勇气挑战自身最坚硬和最习以为常的习惯。此时的“我”是做学生的我，回到社会场景中，“我”可能是官员、是老师、是工人、是商人，每一个不同职业身份的“我”其背后共有的身份是具有坚硬内核和外核的“我”。
　　很多年前，中大自主招生时遇到这样一名学生，我最后问了考生一个问题，你还有什么问我吗？结果这个考生说，老师我没有任何的问题要问，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在百度找到。从那以后我开始反思，如果说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百度找到答案的话，那么我作为教师，是否可以呈现百度上也找不到的答案。
　　后来我发现，我对于教育的深切理解是百度找不到的。卓越的教育不仅仅是“我”将成为什么样的我，而是让“我”获得更多的可能。因为我有了更多的可能，所以人类的发展也将有更多的可能。如果说当下教育问题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它也是我们全球人类到了目前迷惘阶段的唯一一点光亮，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才可能共同破解当下全球人类面临的共同困难。
　　市场走在前列，随“我”的变化而重新建构
　　但是，当下的“我”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体制却没有匹配这些变化。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知识成了可自由获得的一种生产资料，大大地强化了“我”的主体性。无论我们怎么去论证教育面前的平等、教育变化的自由，在任何一个国家体系当中，我们看到由于教育本身带有成本，而高质量的成本更需要消耗高质量的代价，所以知识某种意义上不能被自由获得。而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降低了获取生产资料的成本，强调了所有人的主体性，使得教育平等变得空前具有可能。
　　当知识变得可自由获得的时候，作为教育对象的“我”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者与被教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交界开始模糊，在这样一个看似混沌的过程当中，有了建构改变的可能。以前所有划分的群体开始各种新的组合，打破了一直存在的二元划分的边界。
　　一个新时代其实早已提前到来，远远超过思想上的变革。在这个时代，由于“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达到空前的多元性，而进一步使得这种多元性造成了空前的复杂性，那么，之前建立在简单之上的体制和制度就变得不再匹配。
　　变革不是用新的去代替旧的，而是用匹配的代替不匹配的。所以，随着外部的变化、随着“我”的变化而重新再造体制和制度是必须的。这里的匹配是指系统和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部要求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建构和相互促进。如果不匹配，就会断裂。
　　当下的教育体制没有匹配“我”的这种变化，因而它既不能很好地完成育人的基本使命，也不能像市场那样因为“我”而获得新的价值，更不可能因此而缔造更大范围内的公共价值，而这种公共价值是一种公共的情怀和公共的视野。
　　如果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市场领域，我们看到市场会比所有体制更敏锐。从产品到体验，从生产到协同，从会员到社群，所有这些全新概念都表明当下价值最高的企业是对“我”最了解的企业，“我”不再是顾客，而是和企业一起协同，处在一个共建的社群。
　　市场早已变化，但是教育还没有变。教育的变革事实上是非常漫长的，但它如此重要，值得所有人倾心付出。
　　将“我”带回到教育的过程，这是当下教育体制变革的关键。这里面又包括三个命题，第一，“我”必须在场。教育部门的作用不是在于决策，而是在于教育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教育政策教给我们每一个在场的人去制定。第二，不是你我，而是“我们”。教育者、管理者的作用在于帮助“我”表达和实现“我”。第三，“我”是“我”，我不仅仅是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过程的主体，将“我”重新带回来，这是中国教育体制变革的关键。与此同时，所有为育人而设置的工具比如说课堂、学科、专业、考试、指标等等，这些都必须根据人本身以及他的变化发生相应的重构和再造，我们一定要清晰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工具，而它是为我们所造的，所以将为我们而改变，让无处不在的“我”的全新需求变成无处不在的教育的全新的价值，同时也成为这个国家的全新的价值。
　　一个人有思想是寂寞的，而一群人有思想才是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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