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象芝麻大的黄色、黑色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就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有一阵清脆的鸟叫声，便问旁人：“这是什么鸟？”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有何区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被贬惠州，后再次遭贬儋州。：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惇、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沒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來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在苏轼留传下来的诗歌中，有几首咏桧诗，其中《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云：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首诗是写给钱塘秀才王复的，其时王复在乡间行医，悬壶济世，口碑甚好。王复在候潮门外的家，庭院中有两棵高大的百年古桧。诗的意思是说，两棵桧树相对挺立，表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气势，令人敬畏。它们不仅树干笔直地耸入云天，更为奇特的是，它们的根也直伸伸地扎入地下，在九泉之处也毫无弯曲。当然，只有潜伏地下的蛰龙才能了解，双桧的根也是如此之直。诗中以桧喻人，赞美威武不屈、刚正不阿的优良品德，颂扬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 　　然而这样一首好诗，在震惊北宋朝野的乌台诗案中，差一点让苏轼死于非命。关于这场文字狱，《宋史》和许多诗话、笔记中都有记述，而语焉甚详的则是宋人朋九万编撰的《东坡乌台诗案》和《眉山诗案广证》。元丰二年（1079），44岁的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到任不久，御史中丞李定和何正臣、舒等人就上章弹劾他，说他的到湖州谢表中有诽谤朝廷的词句。他们还从苏轼的诗集中找出一百多首诗，肆意歪曲，罗织成罪。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需中”，是诬蔑青苗法；“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取斥卤变桑田”，是反对水利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攻击盐业法，等等。由于御史台众口一词，宋神宗命令御史派人把苏轼拘捕入京问罪。“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鸡犬”。 　　宋神宗同意拘捕苏轼，本来是想把问题查清楚，但他没有想到主要问题则是李定这帮奸佞容不得正直的人。他们本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却在新法遭到非议之时联手将王安石排挤出京。这时王安石已经罢相三年，新法也已经变了味，完全成了李定等人用来打击异己的武器。而苏轼在地方任上，因法便民，政绩卓著。特别是在知徐州时，黄河决口，他亲率军民筑堤抗洪，保全了徐州。宋神宗通令嘉奖苏轼，说：“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东坡续集》卷十二《奖誉敕记》）这帮群小特别害怕宋神宗重用苏轼，对于已被收监的苏轼岂肯轻易放过。他们看出宋神宗没有严办苏轼的意思，终于使出了杀手锏。苏轼的咏桧诗中提到“蛰龙”，他们就在这两个字上大做文章。于是，和李定等人沆瀣一气而且更加阴险的副宰相王，极尽诬陷之能事对宋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轼求之地下之蛰龙；其不臣如此！”他满以为宋神宗一定龙颜大怒，苏轼一定人头落地。但他的歪曲太离奇牵强，宋神宗没有相信，并且说：“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也可以言龙也。”他还指出：“自古称龙者多也，如荀氏八龙（东汉荀淑八子皆贤，时谓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耶？” 　　御史台还不肯善罢甘休，又将苏轼转三司度支审问，想从经济上抓到苏轼什么把柄，但苏轼向来为官清廉，结果也毫无收获。于是，宋神宗下诏以黄州团练副使将苏轼贬往黄州。 　　苏轼在御史台的死囚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零十二天，司马光、苏辙等三十人也受到株连，苏轼的文章诗词被大量毁掉，“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凡是文字狱横行之日，即是文化惨遭浩劫之时。这是万古不废的历史教训。乌台诗案已经过了900多年，今天看来，这首诗依然是一首好诗。它希望人们：在明处要正直，在暗处也要正直，这是人的有价值的精神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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