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引发“博导”选聘的“深源地震”

　　吉林大学“博导”选聘改革近日完成，45名“博导”在新一轮选聘中“下岗”——失去了招收下一届博士生的资格。这个举措在国内高校中极为罕见，被一些教师形容为一场“深源地震”。

        震中：撼动“博导”终身制“堡垒”

　　这次“下岗”的45名“博导”，学科之广涵盖了吉大所有的8个学部，年纪最大的59岁，还有部分人为外聘“博导”。导致他们“下岗”的原因很简单——科研项目数量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标准。
　　自2005年4月末至11月初，吉林大学对全校所有博士生导师进行了与过去做法不同的重新选聘：不设岗位数，只按理工农医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类制定选聘标准，达标者都有机会在新一轮聘任中成为“博导”；不达标的现任“博导”必须“下岗”。

　　吉林大学出台的选聘细则要求，“博导”必须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正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或主持其他有重要价值的项目，有必要的科研经费，近五年来的科研成果、学术水平在国内居本学科前列。新增“博导”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应承担过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年龄55岁以下的教授应每年讲授一门本科生课程，有协助本人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辅助人员。
　　学校规定，自2006年开始，落聘的“博导”将不再拥有招收新一届博士生资格；对其已经招收的博士生，暂时仍可以“博导”的身份指导他们完成学业，或由学校为学生转换导师。
　　由于“博导”是在教授的基础上选聘的，很多单位便给予其高于教授的特别待遇，使其在事实上形成了教授之上的又一个层次。在传统意识中，“博导”除了代表一个人在学术上的造诣外，更代表了一种很高的荣誉，是高校教师中除院士外身份最高的象征。“博导”的桂冠一旦戴上，就很难取下，形成了事实上的“终身制”。吉大的此次改革，因此而被认为是对“博导”终身制“堡垒”前所未有的撼动。

　　震源：现行“博导”选聘制弊端

　　对于这次改革，吉林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绝大多数高校中实行的“博导”选聘制度存在弊病，制约着学校的学科建设。大学要发展成为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就必须敢于突破和创新。
　　由于以往对“博导”选聘制的改革一直停留在新聘“博导”的层面上，“约定俗成”的“博导”终身制被看作“雷区”未予触动，导致一些被聘为“博导”的教师或不求上进，得过且过；或不专心搞教学和科研，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个别“博导”甚至利用自己的身份到处挣钱。这些问题给高校学科建设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一定阻碍。
　　吉林大学副校长裘式纶说，导致吉林大学此次痛下决心对“博导”“开刀”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一些教师成为“博导”后人际交往、社会活动大量增加，但在学术上却停滞不前，距离“博导”的要求越来越远，虽已得不到学术同行甚至是学生的认可，“博导”的帽子却照戴不误。没有优胜劣汰就没有生命力，“博导”也不例外。
　　二是教育部多年来一直要求博士生导师不要搞终身制，但多数学校并未如此执行。吉林大学在具体工作中发现，“博导”队伍参差不齐，对提高学校科研和教学水平阻碍很大。学校要进行学科建设，就必须痛下决心，从软肋处“开刀”。
　　三是目前国内大部分学校只有教授才有资格担任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也是如此。今年初，吉林大学对全校所有近2000名教师实行了职称聘任制改革，一些博士生导师没有竞聘上教授，因此事实上已经失去了继续担任“博导”的资格。此外，合并为新吉大前的6所高校分别属于不同的部委和地方，各自制定的博士生导师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合校5年多来，磨合期基本结束，作为新吉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震波：平静表面下暗流涌动

　　“真是吓了一跳，公示那天，得知院里那位带了多届博士生的‘博导’没被聘上，心里当时就是一震。”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一位教师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看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心存侥幸，必须不断努力。”
　　各学部的教师仍如往常一样进行着各种教学活动。尽管受到强烈震撼，包括多数“下岗”博导在内的吉林大学教师却似乎是平静地接受了这样一场深度变革。
　　表面平静的校园却并不平静。裘式纶说：“个别下岗‘博导’找到学校，陈述自己没达标的客观原因，请求学校能够重新考虑让他们‘上岗’；一些老师也明显表现出了对科研项目申请的积极性。”
　　一位下岗“博导”的博士生私下说，他的老师很着急，整天忙着落实各种项目和科研经费。他自己也有些着急和茫然，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吉大化学科学院部分教师认为，改革像深源地震，在深层次对每个人造成了强烈震撼。对每个人都有警示作用。地学部博士生导师徐学纯认为，改革说明，“博导”今后必须注重科研成果和水平。要当好“博导”，培养出合格的博士生，自身的水平和成果更要上去。人文学院青年教师王秋彬说：“改革制定了明确具体的量化指标，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也有很强的激励作用。”
　　吉林大学的这场改革给同在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也带来了震动。部分教师认为，高校改革是大势所趋，吉大此举给师大乃至国内所有高校教师敲响了警钟。
　　也有人对此举心存疑虑。他们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很多是学术体制不健全造成的。传统的“博导”资格认定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吉大的选聘改革仍属权宜之计。

　　博导怎成了非驴非马的资格？ 

　　北大日前宣布，将对博士生制度进行改革，打破博士生导师终身制，符合导师条件的副教授和讲师都可以申请上岗。这一改革向国际惯例又迈进了一步，自然令人欢迎。不过，北大的这一淡化博导举措，会有全国示范意义吗？
　　博士生导师，从表面来看，似乎只是一个岗位，事实上，在中国高校里早已成为比教授更高一级的学术资格。岂止是荣誉，博士生导师还享有比一般教授更高的岗位津贴。教授要成为博导，须经过正式的填表申请和校内外专家的匿名评审，方能获得这一超级教授之资格。尽管这几年教育管理部门再三呼吁淡化博导，强调博导不是比教授高一级的学术资格，但社会上却全然不理会这一切：两年一度的申请博士点大战愈演愈烈，可以说到了惨烈的地步；教授之间争当博导也同样剑拔弩张，而社会舆论对博导也是另眼看待，报纸杂志注明学者身份时，照例要加一句：博士生导师，以证明其权威资格。
　　博导的走红，从另一面来说，则意味着教授的贬值。为什么在中国，教授之上还会有一个博导？即使管理部门再三声明，社会依然我行我素？
　　要解开这一个谜，只消比较一下中外大学教师学术职位系列就清楚了。在中国，高校的学术职称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四级，而在国外比如美国，则是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三级(讲师属于非研究类的专任教师)。
　　从表面来看，似乎中国的学术台阶比美国要多一级。事实上却是少了一级。同样的博士生留校任教，在美国先要当6年的助理教授，才有可能获得终身职位，成为副教授，然后再经过至少6年时间，才有可能成为教授，从博士毕业到教授起码需要12年。但在中国，理论上只需要7年：博士留校即自动成为讲师，2年以后可以申请副教授，副教授5年以后，即可申请成为教授。
　　12年与7年，其间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缺了助理教授这一环节。不要小看这一环节，这5年正是考验一个青年学者是否真正下决心以学术为志业的关键5年。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从博士毕业到学术的顶端位置，理论上只需花7年时间，而其后漫漫的30年学术生涯，全然失去了任何激励机制，一大批芸芸教授们，不分彼此，你好我好。学院内部也好，社会舆论也好，自然而然地需要一个教授的分层机制。于是，所谓的博士生导师便阴差阳错地担负起这一功能：将教授们分为博导和非博导两种。
　　而这一分疏，事实上又极其不公平，一个教授哪怕水准再高，只要你所在的学科没有博士点，就只能屈居非博导的卑微地位；而拿到博士点的学科，只要名额有空缺，哪怕是平庸之辈，照样可以理所当然地当博导。

　　大把大把的教授不适合学术竞争

　　显然，只要中国大学的学术职称系列不改变，北大的经验就难以推广，博导在众多大学中，依然是一种比教授更高的学术资格。这是对目前畸形的学术职称系列的自然纠正，除非改变这一不合理的职称系列。
　　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这四级职称系列，在历史上曾经有其合理性。过去博士很少，一般是本科或硕士毕业即可留校任教。本科毕业先当小助教，5年以后再申请讲师；而硕士毕业当2年助教，然后申请讲师。从助教到教授，有12-15年左右的漫长时间。
　　然而，如今的大学特别是研究性大学里面，一般留校任教的都须拥有博士头衔，助教已经成为像大熊猫一般的稀有品种，而讲师也是凤毛麟角，大把大把的倒是教授和副教授们，呈现出一种非常奇怪的倒金字塔型。这样的倒金字塔是最不适合学术竞争的。在庞大的塔尖，出现博导这样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物”，也就不奇怪了。
　　要淡化博导，使之成为真正的工作岗位，而非事实上的学术资格，惟有一个办法，就是与国际全面接轨：改变已经陈旧过时的四级职称制，像美国等众多发达国家那样，实行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三级职称制。建议教育部、国家人事部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这倒不属于可以下放给各大学的自主权限，而是应该由国家统一规划的大事。

　　北大冲击博导制度，是向高校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发起了挑战

　　本月初，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等4个单位宣布明年起试行“教师申请—学生报选”的博士生导师评选办法，即博士生入学后，学生和老师双向选择，确定博导人选。
　　一个月前，北京大学评出了139名博士生导师，其中49位是副教授，涉及8个学院(系)的27个专业。在北大，副教授也能当博导。
　　一年前，北大开始在部分院系实行博士研究生4年、硕士研究生2年的弹性学制。
　　相比两年前轰轰烈烈而屡遭争议的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如今的博导制度改革依然引人关注。“博导，在中国是个很特殊的身份。”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主任陈永明教授说，“针对这一人群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各界对此改革保持观望

　　“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是一整套的，博导制度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上海财经大学教务处处长何玉长教授表示。
　　据悉，北大博导制度改革主要提倡：取消博士生导师终生制、根据双向选择确定博导人数、副教授甚至讲师也能申请博导岗位等等。毋庸置疑，这样的改革将高等教育拿到太阳底下抖了一抖，晒了一晒。
　　北京大学历来不断开风气之先。如今，这样的改革是否能够被教育界和广大博导们认同？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出台后，中国特有的博导制度就形成了。“对于几十年相对沉闷的学术环境来说，北大的做法是积极的，应当认同。”陈永明说。
　　但学者们总是保持谨慎的乐观。何玉长说：“副教授也能申请博导岗位，只有在师资力量较强的一流大学才能实行。一般的省属高校，师资力量本来就不强，如果把这道‘门槛’拆了，博导就泛滥了。”
　　从不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研究生，到博导制度改革，北大的教学改革思想是统一的。但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有配套的新政策，这正是各界对此次改革保持观望的原因。

　　“摆摆平”不可避免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病原生物学的博士生陈志翱说：“实行完全的双向选择，对博导可以起到督促作用。”但是，事情并不像想像的那样简单。
　　招不到学生就不能当博导？“这个做法有问题。教育不能像市场那样，还是需要政策保护的。”陈永明说：“有些冷门学科的导师也许一时招不到学生，但国家一定要保护这些学科和导师。”
　　另一种可能是，博士生数量不断扩大，再平庸的博导都可以招到学生，即使遇到没有学生的尴尬情况，大多数高校也会采取“摆摆平”的做法。陈志翱指出了“摆摆平”的后果：“如果想做出成绩就要选好‘老板’，但有些导师报考人多，招的人少，所以有些学生会被介绍给那些没有学生的导师，他们又不知道详情，结果后悔莫及。”
　　何玉长则认为，博士生越来越多，考虑到老师工作量，总有学生需要调剂，即使进校后再选博导，估计也避免不了“摆摆平”的问题。目前，博导数量在增长，而博士生数量的增长更迅速，一个博导带10个博士生已经不稀奇。
　　当一次改革牵涉到更大的制度问题时，就显得举步维艰。据悉，全国约100万研究生中，14是博士生。但我国每1000人中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差距更大。美国研究生占大学生的比例2000年是16.4%，英国在2001年为43.4%，日本在2003年为9.2%。
　　1993开始，博导审批权逐步下放到有博士点的各个高校，而博士点的审批权依然在国家手里。“有了博士点，老师才有资格申报博导，所以博士点的遴选制度应当加强，不能再扩大数量了。”何玉长说。

　　博导要面向“明天标准”

　　这场来自一所高校的一项改革，冷不丁地敲到了中国高校体制的一个痛处。
　　据陈永明介绍，在国外，导师组是一个普遍的模式。而在中国，博导和博士生成了一对一的“小生产型”关系，导师成了“老板”。掺杂了“老板”性质的博导队伍，能否代表中国高校科研的精神和中坚力量？
　　陈永明是国家2020年“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发展纲要的专家组成员。针对博导队伍，他说：“部分博导把自己的社会职能混淆了，知识分子本色失去了光泽。”
　　博导，由单纯的工作岗位变成了比教授更高一级的“职称”，教授是职称的最高境界，一旦达到了，就有了惰性，于是乎，25年前博导制度出台时，趋之若鹜者大有人在，博导成了更加体面的“职称”。
　　对此，陈永明说：“目前博导的水准普遍不高，我们评选博导主要是以‘昨天的水准’，已经落后于‘现在水准’，只有敢于冲刺的新生力量才能达到‘明天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导不一定非要是教授。”
　　北大改革冲击的不仅是博导制度，更是向高校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发起了挑战。正如陈永明所说：“这场改革是时代发展所必需的，是下一轮改革的先声，现在已经到了大学体制彻底改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