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神圣的价值守望——刘巧华小说阅读札记

　　乡土无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文学情结，但对于以湘西作为时空依托的作家来说，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种自我生存的状态描述，同时它还更是一种自我得以表达的独特文化资源与自我认同的价值依托。20世纪20至40年代，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就是凭借这种独特的文化资源以一种卓尔不凡的姿态面对“他者”使自己彰显于文坛。这种独特的文化资源铸就了一种叙事的规定性，而且一直以来，它都作为一种典范悬浮在生存于这一特定空间里的作家的心灵上空。青年作家刘巧华的写作无疑就是在这种传统中行进。
　　阅读沈从文与刘巧华，在他们的文本中，围绕欲望的身体而展开的能指不乏量的充斥。沈从文《雨》中阿黑对五明的性的需求，《雨后》四狗与阿姐的野合，《旅店》里的黑猫，“一个20多岁的妇人，结实光滑的身体，长长的臂，健全多感的心，不完全是特意为男子夜来享受的么？”；而在刘巧华的《水仙花儿香》、《报复》、《决斗》等篇章里面也无不经常呈现有诸如“奶子”、“乳头”、“乳沟”之类的能指以及与身体相关的一些语词。身体一直以来都是讳莫如深的，身体被压抑的太久了。但“20世纪的一系列理论故事纵深演变，‘身体’成为一批风格激进的理论家共同聚焦的范畴。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纷纷作为身体之下的种种主题得到了专注的考虑”（南帆：《双重视域》，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84页）而且在里面还包含了解除理性主义的压抑与对此进行反叛的意义之维。与此同时，作家的写作实践也无不跻身于这种理论所倡导的价值大合奏里。
　　但有一点是要明了的，要把欲望的身体与色情作一严格的甄别，鲍德里亚的论述无疑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注脚：“应该将作为我们社会中交换普遍化范畴的色情与本来意义上的性欲明确区分开来。应该将作为欲望交换符号载体的色情身体与作为幻觉及欲望栖息处的身体区分开来。在身体/冲动、身体/幻觉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欲望的个体结构。而在"色情化"的身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交换的社会功能。在此意义中，色情的命令，和礼貌或其他诸如此类的社会礼仪一样，受到符号工具化编码规则的约束，只不过（就像美丽中的美学命令一样）是功用性命令的一种变体或隐喻。”（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第145页）在这个意义上，刘巧华与沈从文的写作是相似的，都是在展开一具具欲望的身体。而且穿越这些文本，多多少少都可以从中看到沈从文的某些影子。
　　传统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资源，但是传统又是一种可怕的魔魇。被传统所禁锢就意味着自我价值的毁灭。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不无深刻地指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刘巧华无疑已经意识到了。面对不同时空里的乡土，面对共同的“身体”这个能指。刘巧华在行进的途中开掘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之维。在沈从文的写作中，身体可以作为一个关键词来关照，它们甚至具有一种工具意义：“为了清除滞塞人性正常发展的宗法伦理道德，把伦理道德引向现代”（见拙文《审美现代性与沈从文创作》，载《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在沈从文的文本中，身体是自由自在的，是一种以本真的状态而存在的，也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承载起解除理性主义的压抑，把伦理道德引向现代的重大使命。这无论是《月下小景》中那个傩佑心爱的女孩、《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还是前面提到的阿黑、阿姐与黑猫都是这样：她们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牢牢地把握自己的身体。
　　但在刘巧华的小说里身体呈现为一种异化的状态，是一种象征资本与要进行激烈角逐的资源，身体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首先表现为男性内部对女性身体的资源性争夺。《水仙花儿香》中的水仙、《决斗》中的金花都是漂亮的女人，漂亮由此也就变成了一种象征资本，并紧紧地凝聚在“身体”上。由此，她们的身体就变得具有可争夺性。《水仙花儿香》、《报复》与《决斗》表层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身体的争夺来展开：村长赵大智对弟媳水仙直截了当的掠夺，赵大勇以暴力的行为所进行的捍卫；大脑壳对金花的勾引，刘文龙以决斗的形式所进行的抗争。去除世俗伦理赋予他们行为的正义性（如赵大勇、刘文龙）与非正义性（如赵大智、大脑壳），经过现象学的还原，他们都回归到对身体争夺这么一个事实上来。身体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也只有身体才能感动身体。把身体物化为一种可供争夺的资源，这无疑是对身体的亵渎和身体承载的灵魂的异化，是把人从一种本真的状态驱离出去。 基于这个层面，刘巧华的写作无疑有着对人进行无声拯救的意义与色彩。
　　而对于身体所进行的争夺行为，生活在乡土世界中的人们本着一种“他们的茶余饭后多一些谈资和笑料”的心态来审视，这无疑潜含着一种可怕的价值认同：“农民的暴力主义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每一农民都是潜在的杀手，在无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为维护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开殊死搏斗。”（朱大可：《后寻根：乡村叙事中的暴力美学》，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第53页）对没有出场的“人们”这个大多数所进行的价值正义的阙如与精神麻醉的叩问读后不免让人沉重起来，这无不是作家在价值立场上的“缺席的在场”。
　　对村长赵大智的亵渎行为，赵大勇与水仙在对这一行为的态度上初看是一致的，他们对之都是坚决的拒绝。但细究起来，却有着巨大的差异性：那就是他们在拒绝什么上有差异。赵大勇拒绝的是赵大智对自己可占有资源的掠夺。因为就水仙至于赵大勇来说仅仅是他可以“摸”与“添”的资源，而且这种资源只能存在于私人空间。公共化就意味这种资源的损耗、流失与贬值。水仙的身体，赵大勇也是缺乏尊重的。否则就没有水仙在遭受亵渎后，赵大勇还有那么多虚幻的想象。对赵大勇而言，对身体的争夺其实就转变为对这种资源本身价值的维护。这也成了赵大勇在《水仙花儿香》中锄伤赵大智，在《报复》中刀拭赵大智这些行为的最深层的心理动力。
　　如果说水仙对赵大智的拒绝在价值层面上同赵大勇的是一致的话：是在自觉地把自己作为稀有资源保值起来。那么水仙跟水元的鱼水之欢就缺乏了一种可供支撑的内在叙事逻辑。这一表面上看来的叙事逻辑的缺乏，其实却隐藏着作家的写作智慧：文本不是一杯白开水，一眼就能明彻到底。文本应该是有着意义无限生成可能性的召唤结构。在这里刘巧华已经有着一种不自觉的性别视觉：女性在社会学意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弱势群体，由于与生俱来的性别差异以及由于这种独特的性别特征，在“身体”上，她们同男人在文化意义上往往呈现为“被看”与“看”的关系。《水仙花儿香》里水仙首先是对这种“看”与“被看”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由于自己长的妩媚与婀娜，有资本被男人“看”，因此而“常常感到自豪”。倘若是“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想来水仙也就自豪不到哪里去。“妇为悦己者容”的观念无疑让她在男性“看”的眼光下遮蔽着并“幸福”地活着。然而男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眼光都好象一把刀”，这无不是一种男权欲望对异己的弱势个体所进行的一次集体偷窥，并意欲把这种私人空间潜在地公开化。水仙的 “脸红”无疑是一个隐喻，这是视觉暴力使弱势主体的心灵受到伤害的显在标志，同时也是弱势个体对这种强势文化价值的反抗与追问。但这也是一种预兆，作为一股强大的叙事动力，它敦促着作者把这种潜在的压迫进一步障显。偷窥是一种隐含的视觉暴力，在一种强势欲望的推动下它将变为一种具有攻击性的现实行为。 “赵大勇蹲班房，人们一点也不惊讶，他们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这是叙事的表层意义，陈述了赵大勇蹲班房这么一个事件，深层的却昭示了水仙被赵大智之流亵渎的必然。无疑这是强势欲望推进的直接结果。
　　水仙的“脸红”，仅仅是一个预兆，也是男性强势权力对私人空间入侵的开始。“看”是一种强大的欲望叙事，它甚至要摧毁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那么顺着“脸红”就有水仙的被摸和遭强奸。“脸红”同时也是对这种以赵大智为首的男性强势权力的拒绝的开始。在《水仙花儿香》里女性还没有强大到足够可以跟男性强势权力抗衡。那么借助于男性的权力符号来维护女性独特的生存空间不失是一条好的策略，于是当不怀好意的赵大智再度来串门的时候，水仙的“大勇的那一锄头怎么没有打死你”的男性权力符号就产生了应验性的效果。人世间的真正的情爱关系的形成，应该是以两性作为独立的“主权个体”的存在作为前提。反之，则都是一种异化。由此，水仙后来跟水元的鱼水之欢也就得到了一种合理的阐释。
　　水仙与赵大勇对赵大智的拒绝由此在价值层面上便见出了貌合神离的分野来。水仙的拒绝显示出的意义维度同时也是作家的价值出场：女人的身体不再是男人支配的独特资源，女人要把自己的身体从男人僭越的管辖中夺回来，由自己自由地支配，并把它回归到身体的本身。身体对于女人来说，在这种意义上，是第一要义的。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够平视男性，才能够活出生命的本真意义。这一主题无疑在《蒸水无香》的翠云身上得到了延伸和扩大。
　　刘巧华毕竟是一个年纪尚轻的作家，作品中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这些都不足以淹没他本身的光辉。但愿这位年轻的作家在日后的创作中，能把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凝聚在他的作品中向我们敞开一个又一个让人为之感动与振奋的生命世界,我们渴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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