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成本？一家三代人的高考故事令你动容

（高考第一天中午，徐梦圆的父母按照高考营养食谱，为女儿准备丰盛的午餐。）

　　考生徐梦圆：２００６年的圆梦之旅
　　背景：２００６年６月７日—９日，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３０次全国统一考试，全国有８８０万学子走进了考场。而今年计划录取的人数为５３０万。 
　　自１９９９年开始，我国加快了高考改革的步伐：１９９９年，普通高校开始扩招，“３＋Ｘ”的高考科目设置开始在全国推广；２０００年，春季高考在部分省市实行；２００１年，教育部宣布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２００２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全面实现网上录取。２００３年，夏季高考时间由传统的７月７日提前到６月７日……２００６年，被称作“破冰之旅”的上海复旦、交大面试自主招生举行。 
　　高考的多元化，大学连年的扩招，却没有减轻高考之重，高考的“全民总动员”愈演愈烈。 
　　坐着爸爸的助动车赶考 
　　６月７日，本年度夏季高考第一天。 
　　早晨８点１０分，上海静安区常德路上，一辆自行车与一辆助动车并驾齐驱，稳健而有默契。 
　　助动车上，坐着市西中学高三（１０）班的徐梦圆，司机是梦圆的父亲徐智德。一旁的自行车上，则是母亲汤云芳。一家三口的目的地，正是梦圆的考场华东模范中学。 
　　路上，不少出租车载的也正是“赶考大军”。据了解，今年沪上各大出租车公司提供的考试预订用车服务非常抢手。强生公司１５００辆车早在三四天前就被预订一空；而锦江公司的５００辆车，则在开通预订电话两小时内被一抢而空。 
　　部分离考场较远的考生，则早已包租了考场附近的宾馆或旅店。考场附近的酒店，“高考房”生意火爆。市一中学考点附近的上海胶州湾大酒店，考试３天期间的业务中，６０％是家长预订的高考房。“有两个家庭一个月前就已经陪孩子住进来啦！”与之相隔数百米的上海久悦商务酒店静安店大堂领班张小姐说。 
　　不少家长对酒店房间号和出租车牌号有要求。“像‘６’（上海话谐音为‘落’）这样原本被认为吉利的数字有人也坚决不要呢。”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８点２５分，徐梦圆一家抵达考场门口。 
　　昨天下午，汤云芳已经对今晨的送考路线实地演练了一遍，并到考场周围“踩了点”。 
　　“考场向北走大概２００米有个咖啡吧，万一下雨赶回家不方便，可以在那里休息；东边有几个小卖部……”汤云芳叮嘱将在现场留守的丈夫。 
　　一张食谱，两种眼镜，三个计算器…… 
　　９点正式开考后，汤云芳马不停蹄地回家为女儿准备中饭。 
　　在徐梦圆家的厨房中，有一张“高考营养食谱”，上面，早中晚三餐的菜谱以及用料、分量、食用禁忌等都罗列得清清楚楚。 
　　“网上流传着很多高考营养食谱，归纳起来就是酸碱平衡、荤素搭配。我是根据女儿的口味为她量身订制了一个菜单，每顿都翻新花样，原则是‘新鲜为主，想吃就买’。”汤云芳很有心得。 
　　让汤云芳费尽心思的还不只是食谱。 
　　徐梦圆平日带隐形眼镜，这倒不是为了漂亮。“戴框架眼镜如果在学校遇到被皮球踢中意外受伤，影响备考怎么办？”汤云芳特地花了８００元给女儿买了两副隐形眼镜。但带隐形眼镜也不是万无一失，“正式考试时如果紧张了揉眼睛，又容易伤眼睛。”于是，她又花了５００多元买了框架眼镜让女儿在考试时使用。 
　　“计算器前前后后买了３个，什么新版旧版我搞不清楚，但只要和高考有关我就要落实。提高英语听力要用收音机，我上个月就给她买了两个新的，有备无患嘛。” 
　　这些只是考前的零星花销，还有许多属于长期投入。 
　　徐梦圆从２００５年６月开始到现在一直服用某品牌的营养品，每盒７８元，每盒只能吃一周。除此之外，还配合服用６３元一瓶的维生素片。 
　　去年暑假开始至今，徐梦圆一直参加语数外的全科家教补习，补课费每月１０００元，这还不包括补习期间来往的车费以及在外面的餐费。 
　　“我没算过这两年为孩子准备高考花了多少钱，三四万元总有了吧。从几十元一本的辅助习题参考书到几块钱的铅笔橡皮，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还要奖励她新手机、带她出去旅游放松一下，这根本算不清啊。”汤云芳说。 
　　和女儿步调一致的作息时间表 
　　为帮助女儿备考，徐梦圆父母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 
　　因要全程陪同护送女儿高考，父亲徐智德请了３天假，这是他４年来第一次向单位请假。 
　　“我单位是外企，平时特别忙，很难请假。但女儿高考这样一辈子一次的大事，必须要做好后勤保障。”徐智德说。 
　　让老徐留守考场，是考虑到现场家长可能自发参与秩序维护。“每年现场都有家长自己做警示牌或者做‘人墙’，老徐力气大，腿脚也比我利索嘛。”汤云芳说。 
　　“我请３天假算啥呀，在女儿高考这件‘终身大事’上，孩子她妈付出比我大得多。”老徐坦言。 
　　考前的一周，汤云芳已经请假在家做起了全职的“高考保姆”。 
　　以往每年３月季节交替时，徐梦圆都会犯一次肠胃炎。而今年３月如果再犯，则意味着将对复习备考的节奏产生直接影响。为了能让徐梦圆以最好的状态迎考，汤云芳仔细地研究了女儿这几年的病历卡。 
　　“关键是在饮食方面不能太油腻，所以虽然有机蔬菜比市场上一般的蔬菜贵一倍，我还是多买新鲜的有机蔬菜给她吃。”汤云芳说。 
　　“考前３个月来，孩子她妈每天凌晨２点、５点都要起来两次，看看女儿被子有没有盖好，怕她着凉。每天早晨７点，她又要负责叫女儿起床。其实，她每天都是等女儿复习好睡觉了自己才睡，那时都已经晚上１２点了。”徐智德补充道，“自己没法直接教孩子知识，就只能在金钱、精力等方面全方位地投入。我们把能做的都做了，不管考试结果如何，也算对得起孩子吧。” 
　　城市的天空底下似乎只有两个大写的字“高考” 
　　“其实，我感觉现在的高考已经不只是考生本人或者一个家庭的事了，全社会都在投入高考。”看着正在华东模范中学考场门口执勤的交警，徐智德感慨良多。 
　　以上海为例，为了给考生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今年共出动了１３００多名警力（不包括交通协管员）在全市１５１个考点周围维持现场秩序。 
　　“高考期间，我们早晨７点半上岗，傍晚５点半结束。为了不影响其他市民出行，目前我们只是劝告一些鸣号噪音大的车辆绕道。但英语听力考试时我们可能视实际情况会对某些路段实行短时间的管制。”卢湾区交警支队队长潘洛一说。 
　　而对于噪音控制，上海早在前几年就启动了“绿色护考”行动。今年５月３０日，有关部门便下发了《高考、中考规定时间内禁止建筑施工作业的通告》，复习迎考期间禁止从事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夜间建筑施工作业；考试时段，禁止考场周围１００米内昼间建筑施工作业。 
　　普陀区长寿路某段正在修路。“以前可以施工到晚上９点，但前段时间接到上级部门通知，晚上７点前必须停工了。”工地上的崔师傅告诉笔者。 
　　据向明中学考点的张老师介绍，考务保障也是未雨绸缪。 
　　考场工作人员事先都要经过培训，考场也准备了清凉油等防暑用品，并有医务人员随时待命。另外，除了每个教室两名监考人员，每个楼面还会有２—３名机动人员。 
　　高考日，城市的天空底下似乎只有两个大写的字“高考”。 
　　约３００名上海热心车友免费为家境较困难的考生送考；有部分公交线路在考试期间专门设立了“考生专座”；有的巴士甚至为考生提供了类似出租车的“招手上车”的特殊服务…… 
　　“即使考试３天结束了，阅卷还需要牵涉极大的人力物力呢。”曾参与过２００３年高考阅卷工作的西安外国语学院何博士说。据他介绍，阅卷工作一般持续７天，补贴标准是１２０元人天。当年西安有５—６个阅卷点，约有２０００名左右的工作人员。“阅卷结束后，还给每个工作人员发放精美的礼物呢！”何博士说。(实习生杨朕宇) 

　　母亲汤云芳：１９７９年的温情记忆 
　　背景：１９７７年８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恢复全国统一高考。那时，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国家仍处于政治僵化、经济解体、教育断层的百废待兴局面，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老三届”、“新三届”一词因此而产生。“新三届”指的是１９７７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最早的三届毕业生：７７级、７８级、７９级。恢复高考之后的几年，他们从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走出来，欣喜地迈入考场。竞争是激烈的——１９７７年冬天，５７０万人参考；１９７８年夏季，５９０万人参考。这两次高考的招生比例是２９∶１。 
　　免费的高考补习班 
　　尽管１９７９年的那场高考竞争惨烈——那一年，全国高考招生比例是１∶２７．５，但是，在汤云芳的记忆里，印象最深并不是这些，而是与那场高考相关的许多温情细节。 
　　汤云芳是上海市武宁中学１９７９届毕业生，学的是理科。“当时，为了求一本４毛６分钱的数学练习题，想尽办法到处打听，还发动了很多亲戚。”汤云芳回忆说，一本数学书那时是非常奢侈的复习资料了，“老师说一本书就足够了”。 
　　英语于１９７８年列为高考科目，１９７９年高考第一次考英语。当时，英语老师特别少，汤云芳的英语复习也特别简单。“几句话就学一个星期。”她说，“那时候的题目和现在比，太浅，太简单了。”学校也很重视高考，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辅导手段，最多就是“把每个班的前几名再组成一个班，让教得好的老师集中复习”。汤云芳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补课”：数学老师为了让几个同学能考进自己理想的学校，把课堂搬回了家，每天晚上６点开始，有时要补到晚上９点，老师会给他们做一些点心，这样坚持了３个月，而这些全部是免费的。 
　　一碗绿豆汤的优待 
　　汤云芳高考的那一天，大多数同学都是走着去的，大概２０分钟。路很好走，也没什么交警特别在现场维护交通。     
　　妈妈特意给汤云芳做了一碗绿豆汤，算是特别的优待。“家里孩子多，自己是第一个高考的，但也没特别重视”，至于高考期间的伙食“吃饱了就好了”。高考那阵子，汤云芳获得的另一个特权是，偶而“妈妈会给４分钱买个棒冰，这是少有的事”。高考结束后，妈妈给了汤云芳５元钱，让她和同学到苏州玩一趟，算是对她参加高考的特别奖励。 
　　落榜即是就业 
　　当时高考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家里没有提要求，一切都显得很简单”。就连填报高考志愿，也都是和老师商量决定的，“老师说大概能考进哪个学校，就报了哪个学校”。 
　　如果考不上大学，学理科的可直接被分配到工作单位；学文科的，虽然不能分配工作，但可以上中专、技校。非要说压力的话，应该来自学校方面。当时，学校已经有高考目标了，比如这次高考要考上哪几所名校，有多少人被录取等等，汤云芳说。 
　　那一年高考，汤云芳落了榜，她所在的中学有意留她做老师，她放弃了。最终，她选择了一家国营企业，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新阶段。实习生赵龙 

　　舅太公潘锋：１９５９年的命运转折 
　　背景：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地群众斗志昂扬、齐心协力地搞生产。高校经过１９５４年的院系大调整后，学科更为合理，招生人数大为增加，校门向更多的百姓，尤其是那些农村的孩子们敞开。 
　　“老五”成了家中第一个大学生 
　　１９５９年时的潘锋，成了家中两个姐姐、哥哥羡慕不已的对象。 
　　父母当了一辈子农民，斗大的字也不识，辛苦种田拉扯大了家中７个孩子。家里穷得响叮当，肚子都填不饱，几个孩子过早地承担了家里的农活。读书？那是一家人不敢的奢望。 
　　等到排行老五的潘锋到了上学的年龄，靠着姐姐哥哥们开了米店挣的钱，终于圆了读书梦。家乡泰县（现在的江苏泰州姜堰地区），历来有耕读传统，教学质量也远近闻名，承载着全家的梦想，潘锋格外珍惜这读书的机会，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班里的干部。 
　　“当时的学校设有奖学金，还有补助，资助学习好、家庭困难的学生。我上学，没有给家庭增加额外的负担。”因为有了哥哥的榜样，小潘锋一岁的弟弟潘金荣，同样也很争气，靠着奖学金和补助，一路读到了高中。 
　　家人时时念叨：这下，我们全家怎么也得出个大学生吧。潘锋一想到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暗暗下了决心：让高考来改变家族的命运吧。 
　　３个小时的赶考之路 
　　时间过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那年高考的许多细节已经难以回忆，不过，老先生还是清楚地记得：他的奔赴高考考场之路走了３个多小时。 
　　当时参加高考的学生并不太多，泰县属于扬州地区，就像现在乡下的孩子得到县里考点考试一样，潘锋得赶到扬州考点。那时的高考，并没有惊动家里人。所有的考试信息的获取、志愿的填报，都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的。“跟家里说，家人也帮不上忙。”考前头一天，潘锋甚至没有跟在乡下种田的父母打声招呼，只揣着兄长们塞给的一点钱，与几个同学一起乘上了汽车——那就是他全部的高考成本。 
　　老人记得，当时，他和同学就住在考场周围小旅馆，“很便宜，只想着有个睡的地方就可以了，哪还管什么条件？”吃就在旁边的小摊上，馒头加咸菜，填饱就成。“那时真没觉得苦，想到自己能参加高考已经很幸福了。” 
　　白天是考场，晚上当宿舍 
　　１９６０年，潘金荣也步着哥哥的后尘，到扬州赶考。与哥哥一样，最大的问题是住宿。不过，与哥哥不一样，这次去，有带队的班主任老师。都是穷人家出身，为了省钱，老师特地发给他们毯子、薄被，并且向学校租借教室来睡，租金由学校和家里共同负担。就这样，教室白天是考场，晚上则成了他们的宿舍。 
　　潘锋顺利考上了北京外贸学院。半个世纪后，他说：“那时的高考真是一件有趣而刻骨铭心的事。”弟弟则有了点小风波，参加完１９６０年的高考后，因为成绩不理想，他选择了分数较低的军校——西安炮兵学院。“虽然不如哥哥，但是，我也圆了梦。”让他格外安慰的是：读军校，连生活费都不用老家的父母操心了。 
　　成分问题是最大压力 
　　潘家兄弟都称自己半个世纪前的高考，既没有为备考、赶考而产生的经济压力，也没有望子成龙的父母压力。不过，潘锋的老伴杨振英在一旁可不大赞同。“他们是贫农，体会不了另一种巨大压力。” 
　　杨振英老人也是在１９５９年参加的高考，不过，那时她在北京，是大城市人。“我们同学最怕政审不过关，怕家庭成员查出什么历史遗留问题。”老人回忆说，当年好几位同学，就因为家庭问题，“本来成绩能上北大清华哈军大这些一流学校的，但是一惟成分论，硬是让人上了一般学校，甚至还有失去了上学资格”。 
　　眼瞅着自己另一个在北京的侄孙女还有一年就高考了，在家里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脸却越来越瘦，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心疼道：“他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很丰富，而在有些方面却显得可怜了。”(实习生赵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