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经济与当代文学关系的思考

　　在刚刚逝去的20世纪末，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大概都知道中国的许多文学期刊普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读者顿然减少，发行量急剧下降，《昆仑》停刊了，《小说》、《湖南文学》、《天津文学》改弦易辙，80年代这些在众多文学读者心目中曾经异常神圣的文学殿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突然变得门庭冷落、秋风瑟瑟……看电视的人多了，读小说的人少了；电影导演成批地买断小说改编权；清贫的小说家改行“触电”；网络写手一夜成名……
　　这一切都是怎么了？
　　同时大家也知道，上世纪90年代，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中国社会大踏步走入市场经济的时代。难道，这一切与市场经济有关？
　　答案是肯定的。
　　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使新兴媒体的触角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往安坐象牙塔的文学避不开新兴媒体声光色的辐射，产生了微妙却深刻的变化。
　　传统的文学杂志，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繁荣文学创作”为口号，由国家拨款养着，文学成了没有压力没有竞争、感受不到大众疾苦的悠闲品奢侈品。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所谓的“繁荣文学创作”如果无视读者需要而一味孤芳自赏，最终当然没人问津。
　　同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时代，是中国民众所感受到的从肉体到心灵的阵痛极其巨大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角色的转换，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搏、奔波，新的社会分配公平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的下岗、民工潮、腐败、治安等等社会现象的背后，读者却很难看到作家深切关注现实、与民众同呼吸共患难的真正用情感与心血凝成的作品，这样的作家，读者当然会抛弃你。
　　面对严酷现实，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当然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
　　今年6月5日的《羊城晚报》上有一则报道：深圳青年作家吴淑平要卖版权，两部长篇小说叫价100万。究竟这两部小说值不值100万元，社会上众说纷纭。但这件事至少显示了一点：高价拍卖文学作品，将是文学创作向商业市场化进军的又一力证，是文学作品开始走向市场的标志之一。毋庸置疑，在社会发展日渐市场经济化的今天，社会出现了多元价值取向，同时，文坛也在悄然间开始了新的转变。文学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经济利益往往成为个人创作很重要的动力，文学商业化现象逐渐增加，文学作品作为特殊商品其完成过程披上了浓浓的商业行为特征；文稿交易市场化活动越来越普遍，使得出版界和创作者由“纯文”时代过渡到“买文”时代继而到“包装”时代。
　　应该说，在商品经济时代，文学倘若不以商品流通的常态方式生产和传播，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外壳，是难以生存的。但在时代要求的面前，文学创作者更应该抵制因文学需要在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中而具有的特殊商品属性，就将文艺商品化扩大乃至否定了文学以审美为主的精神享受主导属性的歪风，而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作者自己适时合势认清文学创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对自己所作所为抱以正确态度和平静心态。
　　那么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我们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其生产的方式必须超越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语状态，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形成面向时代、介入生活、干预社会的新传统。商品经济促进了人们的观念变革，带来了竞争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市场化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作家的生活空间和创作领域，这是当代文学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带来的首先是作家身份的改变和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给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整个文学出版发行的方式的变化，以往图书主要是以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为主要的发行单位，现在大量自负盈亏的书商和出版社、报纸杂志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文学作品的发表渠道和出版方式都大为拓展，尤其是网络给文学的自由发表开辟了新的空间。面对市场化，许多文学出版社和刊物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从版面设计到栏目安排，从组织稿件到广告宣传，当今的文学出版社和期刊逐步从被动适应市场转向积极开拓市场、引导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力。
　　市场参与文学生产对当代作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商业逻辑对艺术规律和日常生活的侵入带来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界限的消失，否认物质功利对艺术生产的影响，显然是不现实的。进入市场后的当代作家的主要收入是稿酬和版权，这在创作的自主性上明显增大。然而，我们在看到文学生产的方式为文学提供了生成空间和生产场所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也在不断地限制文学生产的自由与个性，作家如何进入市场并以什么样的方式发言，往往取决于他与所处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弹性关系。我们必须警惕文学生产的方式工具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商业因素的参与带来了文学一定程度的繁荣，尤其是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但文学自身也受到新的挑战和压力。市场本身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过滤器”，留下的往往是非文学性的东西，面对市场，作家该有更多的警醒和坚持。我们应该最大可能地发挥市场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充分实现文学的社会效益和艺术效益，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将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既要适应市场，又要超越市场，以符合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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