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秋雨、金庸和王朔文学创作的价值
　　　　　　　　　　　
广东实验中学　　　谭未为
（一 ）前言

上世纪末以来, 余秋雨、金庸和王朔在中国文坛上声名鸹噪,屡屡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对于他们三人的创作,众多的分析和批评褒贬不一,甚至趋于极端;此外三位作家间也不无攻忤之词,虽说金庸素秉长者的宽容之态,余秋雨常忙于行旅而言他,可气盛的王朔,对于余秋雨和金庸即使不算是恶语相向,也是不屑之态溢于言表。
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是:三位作家的创作真的那样的蕴涵复杂、雅俗莫明吗？

（二）两种价值取向

如果比较一下余秋雨、金庸和王朔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文类的不同外,他们的创作确实各有自己的特色。
在三人中,王朔早期的言情小说和犯罪题材的小说是以取材的市民化、语言的口语化在当时独树一帜的,其后产生较大影响的“顽主”系列,如《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等更是以谐谑调侃的方式表现了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他在这些小说中把生活在社会和思想文化边缘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甚至英雄,对知识分子的迂腐清高、自以为是等劣根性予以挖苦与嘲弄,而且还以幽默生动的市井和轻松调侃的文风,对精英文化的凝重优雅形成美学意义上的冲击。王朔小说表现出了他对社会精英及其精神传统的反叛和颠覆。他自己也标榜他的创作“躲避崇高”,“我天生就是一个俗人”。
“王朔现象”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80年代中期以来,新时期文学在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方式等方面从当代文学大一统的格局中产生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它们对当代文学的主题、人物典型、美学范式、传统价值观、叙事方式等因素都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反叛。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说创作更由形式本体转向对文学意识形态、文学价值观念即所谓意义的全面消解。文学的商品化完成了对文学曾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的消解,使文学从社会政治的中心转移到边缘。王朔的创作就是这种全面消解的典型体现。
可以说,王朔是以叛逆的姿态出现,从另类的角度透露了时代的要求——对主流文学,尤其是其表现的主流意识进行的反拨,体现了中国当代社会中个人主义和个性的泛滥、自觉的边缘化以及工具主义理性的要求等等。作为一个对当代文学中流行的“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消解最彻底的作家,王朔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从平民的价值立场,叙述这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的生活,将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示给我们;他写作的基本姿态是反讽,颠覆意识形态话语,揭示其荒谬性,将人们拉回到现实面前。
与王朔不同,余秋雨和金庸的创作并没有试图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而特立独行。余秋雨的散文,无论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还是《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出版时都成为文化界、读书界乃至广大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余秋雨的散文属于所谓的“大文化散文”。这种“大散文”具有突出的社会忧患意识,思考的往往是现实矛盾、人生苦难、历史悲歌、社会反常和人性扭曲等问题,而不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莺歌燕舞之类的“甜美东西”。于是我们在余秋雨的“大散文”中看到他或是在探索中华民族的灵魂构成、历史负荷和精神走向,探索生命、生存的奥秘,体现出一种冷峻的理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