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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善良和善良相遇——读杨绛的《老王》
　　广州外国语学校熊芳芳
　　杨绛在《老王》的末段说：“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听过一些公开课，也看过教参和一些相关论文，发现老师们在解读“愧怍”一词时，都是从杨绛自己已经否定了的方面去寻找答案。
　　譬如“源于情感付出的不对等，老王因无亲少故，所以倾其所有而奉之，而杨绛欲以更多回报之时，老王却已殒命尘世，怎能毫无‘愧怍’之心呢？”
　　譬如“杨绛对老王的关心是不够的，老王病了，她是知道的，可是她没有去看，当老王上门的时候，她居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爱，就这样看着一个病人离去。而且，她对老王高贵品性的了解是不够的，老王出于真情的付出和回报，被她用金钱物化了。”
　　又譬如“她对老王的关心没有做到知心的程度，在她意识中有一种优势，她的同情是俯视的姿态，认为在和老王的交往中，她一定是给予者，老王一定是接受者。而最后的愧怍是一种仰视的姿态，是自我解剖，也是自我批判。”
　　有人甚至大力解剖杨绛作为知识分子的骨子里与下层人民的心理隔膜，对于这些理解，我都不太能够接受。
　　96岁的杨绛，在她的《走到人生边上》中这样说道：“灵性是识别是非、善恶、美丑的道德标准的本能；良心是鼓动并督促为人行事的道德心——就是人的良知良能。这是人所共有而又是人所特有的本性。凡是人，不论贫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灵性良心。贫贱的人，道德品质绝不输富贵的人。愚笨的人也不输聪明人，他们同样识得是非，懂得好歹。我认识好几个一介不取于人而对钱财十分淡漠的人，他们都是极贫极贱，毫无学识的人。”她对底层人物从来没有偏见。
　　钱钟书的婶婶曾力赞杨绛“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到后来在干校种菜，扫厕所，各种粗活她都做得。杨绛虽出身书香门第，却有贫苦民众的朴实与真率，她常说“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亲密”，建国后遭遇长期的冷遇，处境卑微，却不沉沦，不自弃，夹缝中求存，逆境中得乐。她自己就是一个甘于以卑微为“隐身衣”的人。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指望杨绛成为特蕾莎或者南丁格尔，就像我们不能指望林语堂成为林觉民或者孙中山一样。
　　杨绛是她自己。
　　如果我们觉得她对老王做得还不够，如果我们觉得她应该常常去看望生病的老王，或者甚至把老王接到家里来同住，把他当亲人一样的照顾，或者在见最后一面的时候表现得像亲人一样，这都是对文学的误读，也是对生活的误读。
　　我们救不了被海浪冲上沙滩的所有小鱼，有时候甚至连离我们最近的那一条也救不了。生活的真相本如此，人生的常态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