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语文教学的通灵宝玉

 

　　前不久，笔者在与一位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前辈的聊天中听到了这样一些苦恼的声音。他在教学曹禺的话剧《雷雨》时，曾为鲁侍萍撕毁周朴园的那张5000元支票而大加赞赏，说这样就撕掉了周朴园的伪善的嘴脸，也撕出了鲁侍萍的人格尊严。但学生的反应却让他大吃一惊。学生们竟普遍认为这是周朴园的良心发现，5000元是用来赔偿鲁侍萍的子女抚养费，青春损失费，为什么放弃不要呢？还认为鲁侍萍的行为有些过激冲动，不该撕了支票，损失了一大笔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是傻得不能再傻的表现。听完这个教例之后，我久久无言。后来，我们还就这个教例的背后根源作了一下探究，将其归结为社会原因，是当前社会风气使然，是商品经济改变了学生的价值取向。
　　我并不反对这个理由，但总隐隐感觉这个理由有欠说服力。因为就我所知在西方那些比中国商品经济更为发达的社会中，那里的人更讲诚信，更讲社会公德。他们至少不必在买青菜时担心是不是有农药，买猪肉时担心是不是含有瘦肉精，买大米时担心是不是毒大米。而我本人在大学期间的一些耳闻目睹也促使我对这个教例进一步思考。记得在“9.11”悲剧发生之后，我在大学里听到最多的并不是对四千多个人类生命被活活烧死的同情，而是兴奋、欢呼、幸灾乐祸，甚至还有人提议买鞭炮来庆祝一下。我很茫然，这难道就是十多年的中国教育的产物，老祖宗的“老吾老则及人之老，幼吾幼则及人之幼”传统那里去了？要知道，这是生命呀！在每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的背后，都可能有娇妻或丈夫，有他们的白发父母，有需要他们疼爱的小儿女。在这背后，该有多少人要为这场空前的灾难痛哭流涕，垂泪到天明。想想这些坚硬的东西，我们还能欢呼，庆祝吗？我常想，为什么我们会变得这样冷漠、冷酷呢？这难道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吗？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又有何意义呢？
　　在我耳畔至今还回响着一位老教授的声音。他的老伴生病了，需要坐校车到人民医院看病。当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挤在一大群莘莘学子中间长达半小时，硬是没有一人肯站起来为他们让座。他疑惑地抱怨，这些大学生学了这么多年的雷锋，都学到那里去了？当时我正陪伴同学挂盐水，被老人的反问刺痛了。是呀！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结局呢？
　　我被自己的反问困惑着，直到2003年11月7日的一个夜晚，我听了王尚文教授的一次讲座，感觉自己找到了一点答案。王教授也提到了当前老弱病残者在公交车上遭遇到的无奈。他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口号喊得太多，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情感。口号、榜样固然能使人受到一定的教育，受教育者会在喊完口号后的几天几个月中给他人让座，但却无法有持久的动力，因为外在的理智是强加的，有限的。一个人只有从内心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人的痛苦，从内心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在情感上有负罪感，那么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会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我深深地赞同他的观点。
　　的确，我们的教育缺乏情感，尤其是语文教育。上述事实无一不印证着这个现实。如果学生们能切身体会到鲁侍萍在大雪之中被赶出了周家大门的痛苦、屈辱，想象她在三十年中遭受的磨难。那么他们无疑会争着帮侍萍去撕周朴园的支票，帮她撕去周朴园伪善的嘴脸。如果我们能在内心感受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遭遇死亡时的无比恐惧、无奈，失去亲人后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那么恐怕也就不会有人在四千多个生命离去了还在那里欢呼庆祝了吧！
　　但我们的教育没有，我们的教育者一直认为语言只是工具，只要把语文本身的知识体系学会了就等于学会了语言，所以只要掌握足够数量的词汇和通晓基本的语法，再加上一些必要的写作知识就能够达到理解和运用语言，就能学好语文。可惜就我个人经验而言，这样是远远不够的。举个例子，在大学期间，我重新阅读了莫泊桑的《项链》。这一次我分明从中看到了一位不甘向命运屈服的女强人的苦苦抗争，她的执着，不亚于第一次看《老人与海》时桑地亚哥带给我的震撼。而我当年接受的高中语文教育却是告诉我路瓦栽夫人是一个贪图虚荣的女人，她的十年劳苦是对她应有的惩罚。现在回想起来，是那样的冷酷，那样的无情。我想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对社会苦痛表现出冷漠，对身边的人缺乏应有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缺乏应有的关心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想起了一句话，“一个热爱普希金的人，是不会成为无耻之徒的”。只有在语文教学中重视人的情感，人的体验，人的实践，重视其中的人文性，而不是仅仅告诉学生一些冷冰冰的语法知识、段落大意。那么我们的教育才不会培养出一批空有一大堆语文知识却无情感的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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