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学的精神保留一线空间——恢复高考30年有感之二

　　我们都知道，大学的精神曾经受到过很多次冲击。简略地说，就有上个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院系调整和反右，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灾难，大学的精神仍然顽强地存活下来了。就是在文革当中，大学的精神虽然被打倒，但并没有死亡。在艰难和危险之中，大学的教师和一部分干部仍然抵制“社会主义大学”的观点，主张大学就应该像大学的样子。
　　30年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恢复了。在那以后，校园里活跃的学术气氛，刻苦攻读的学子，都告诉我们大学的精神正在复苏。虽然那时的情况远不是令人满意的，但仍然值得我们怀念。
　　恢复高考只是一个复旧的措施，但这样的措施就足以让教育恢复正常。30年之后，我们必须认识到：不断的变革是教育的大忌。改革之前，有人认为大学不够革命，不断地让大学参加政治运动，参加大炼钢铁那样的盲动。改革以后，又有人认为大学不够市场，让大学办公司赚钱，鼓动老师和学生从事商业活动。
　　一会儿让大学做这个，一会儿让大学做那个，就是不让大学安安静静地从事教育和研究。现在的大学已经不是革命化和商业化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地官僚化了。改革以前，一部分教育家成为官僚，而更多的是官僚对教育施加影响；现在，很多大学校长甚至教授本身就是官僚，自觉地以官场上的手段治校和治学。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古今中外所仅见。
　　随着腐败在官场和社会上的蔓延，大学更进一步庸俗化、娱乐化了。学术的虚假和堕落是内部的现象，疯狂的追星则是外在的表现。关于追星，舆论的批评已经很多了。在这个问题上，大学已经在社会上颜面扫地。
　　如果我们不说假话，如果我们不被“历史总是不断进步”这样的迷信所束缚，我们就会认识到：大学的精神已经濒临死亡了。事情的严重性足以和文革期间相比，有些方面好一些，有些方面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回顾历史，我想申明这样的道理：比“大学不可能脱离社会”和“大学要跟上改革的步伐”更重要的是，教育应该具有独立性和稳定性，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论是社会还是社会中的领袖人物，都应该尊重大学的独立，对于大学、教授和学术表现出应有的敬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有那么多的伟人和强人在大学面前彬彬有礼，暴君和昏君也不向大学挑战。对于统治者来说，尊重教育、尊重大学就是尊重自己。
　　那些想要改革教育的人，必须慎之又慎，改革不能成为推卸历史责任的理由。应该说，那些对目前大学现状负有责任的人，一定会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的过错不在张春桥、姚文元之下。
　　现在，已经到了恢复大学的独立地位，恢复大学精神的时候了。作为过渡阶段，政府可以任命校长，但应该征得教授们的同意。大学应该建立教授委员会作为决策或者咨询机构，建立教工大会作为监督机构。大学的校长和各级官员与教授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不同的只是他们拥有被授予的执行的权力。
　　对于我的主张，会有很多人认为不可行。确实，现在不会实行这样的改革。但是，在强人时代都没有实行过的官本位教育体制，难道可以长命百岁吗？
　　最后回到大学精神问题。大学的精神，主要是自由的精神和探索的精神。说得复杂一些，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探索的精神，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以及精英的责任感。要求大学为社会立即做出什么贡献，是急功近利的短视。一个独立的大学，在社会停滞的时候应该是变革的倡导者，在社会动荡和浮躁的时候应该是传统和普适价值的保存者和维护者。
　　大学的力量是有限的，公众也没有让大学为正义赴汤蹈火。但是，大学对于不义和荒谬的事情，一定要表现出不以为然。作为最低限度，至少要保持沉默，不要推波助澜。对于恶俗的事物，大学不一定要出来反对，但应该板着面孔，让公众看到另一种态度。我对北京大学多有微词，就是这个原因。
　　我想，如果北京大学不主动推倒南墙建商店，如果她不把娱乐明星拥上讲坛并且奉送教授头衔，如果……那么，北京大学的历史本来可以光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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