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丑·文明——解析莫言小说《红高梁 》

　　《红高梁》是莫言的成名作之一，是一部宣扬生命个性、赞美生命的中国新时期小说，它曾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并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轰动中外。小说中所描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印象，散发的中国民族魂，无疑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与以往“寻根小说”所表达的主题的相异性。小说展现出的一系列独特意象：“颠轿”、“野合”、“敬酒神”等撼人心魄的情景，那方圆百亩随风摇曳、舒展活泼且情感热烈的棵棵高梁；那人迹罕至、充满神奇色彩的十八里坡；那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与血红的高梁……所有这一切，都能给我们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一、酒
　　红高梁是这一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意象，用红高梁酿制而成的红高梁酒亦蕴含着浓烈的意味。当单扁郎死于“非命”后，罗汉大叔把用酒醮过的钥匙交于“九儿”手中时，“九儿”得知酒能消毒，召集伙计们进行轰轰轰烈烈的“大扫毒”，凡是掌柜这个有麻风病的“残废人”用过的东西，“能烧则烧，用红高梁酒把整个院落墙角旮旯全部泼一遍”杀杀暗晦，清除昔日的阴郁，红高梁酒在这一场“大清杀”活动充当主要载体，既是对“九儿”与“余占鳌”在红高梁地里野合的肯定与欢呼，又是对于他们野合之后的希望寄予无限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同时也是“九儿”在红高梁地里“野合”后辛酸痛苦的慰藉，“两汪感激的泪水，徐徐涌上新月也似眼睛。她闭上眼，回味着如饮高梁酒一般醉人的幸福，憧憬着如红高梁般籽粒饱满的充实的未来。”
　　以红高梁酒作为告别进去，告别压抑反传统伦理道德的自由野合的专制的这种方式，它是一种宣泄，是狂欢的悸动，抑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高梁酒所散发出的“酒神”与“九儿”的性格有种不谋而合的相似，酒因不依附于物质的红高梁而显示出另一番“灵性”，这种“灵性”因人而现。“九儿”的不屈于现实，敢爱敢恨，充满生命张扬的个性，散发着酒的气度，醇香、浓烈和奔放，拥有酒后男性的“乱性”勇气。单庄主死后，她独自扛起烧酒锅的重担，成了少掌柜，底下的伙计是一群乌之众，难免受其“调戏”这无形间要求她必须学会顶住外界的“舆论压力”，这“关系学”还是要学的，如何与伙计们融洽相处，获得人心，“九儿”却以男性似的抑或是酒后“乱性”的豁达、坚韧、阳刚之气，再加上她的直率获得了她的伙计们——未被儒教驯化的“野蛮人”的尊敬。她去烧酒作坊“视察”烧酒过程，伙计们表现得异常“激动”犹如寻常百姓得见天子尊容似的。这里，他们已然把“九儿”当作纯洁无上的“神”敬仰，当然，不可置否的是九儿有着姣好的容貌，丰硕的体格，这是赢得众人尊敬的前提条件。“物以稀为贵”，有如此一“天鹅肉”在从“癞蛤蟆”中间生存着，使得他们“蓬荜生辉”“金光沾尽”，无爱惜，保护，崇拜之心，乃怪也！而九儿身上所散发也的“酒气”是真正吸引这些“野蛮人”的闪点。“野蛮人”因酒而变得更野蛮，文明人也因酒的力量回到自我原生状态，即“酒后乱性”，性是真性情，真自我，“乱性”是回归人类最蛮荒的原始心态。酒使得男性轻易获得精神上超越女性的自豪感，使男人更男人，由此，酒恰似男性的“第二生命”是他们寻找精神放肆寄托的方式。九儿正好是他们“望眼欲醉”的高梁酒，九儿身上洋溢着酒气似的的浓香、刺辣，大胆、爽朗，是非比寻常水中捞似的酒，其稀有可见一斑！
　　在这里，九儿象征着酒，酒也寄寓于九儿，同时，它并不意味着作为女人一类代表的九儿束缚于酒，成为酒的替代品。酒的酿者，享者都是有嘴有鼻有手的正常人，其中有男性与女性之分。男性建立在酒这个基础上的对女性的鄙视并不等于说酒这个有“气”无“力”不液体拥有鄙视女性的权力，女性在征服“酒”的过程，使她们更显原生态的美，更显“风流”（此风流非此彼风流）。“九儿喝了一口酒，在嘴里含着觉得双颊柔软，一松喉，那口酒便滑溜地进肚里去了，她连喝三大口。顿觉全身毛孔舒张，心里出奇地快活。于是，抑起脖子，把一碗酒喝得点滴不剩，只见她面色愈加红润弯月似的眼睛越发明亮更显得光彩夺目，灵气逼人。”对于洒的征服，男性被固定在“必然性”的传统模式，而女性却束缚于有失妇道的法则里，因而，男性与酒的关系显得平静，苍白，女性与之却是神秘而别致。
　　在莫言看来，现代都市男女与酒有着墨守成规的“文明条约”，野性的内敛，华而不实的心灵成了都市文明中的“文明病”，压抑真实自我，生活于沉重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双重压力下，使得他不得不把野性的回归，生命的复苏放到农村视野中。九儿身上留传着浓厚的农村特有的纯朴，野性气息。九儿被无奈逼上花轿出嫁于非心所属的麻风病人，她对生活，爱情，人生已然绝望，然而，她“绝处逢生”余占鳌的出现让她重新看到希望的瞩光，抑制于内心深处的野性一点点地展现出来，放着异样的光彩。高梁地里的野合，对父亲的指斥与愤慨，跳出了、传统妇女“三从”的礼教束缚，一声“滚”惊醒了多少尚在做着美丽算盘的父母们，告诫父辈们，女人不是畜牲，任人宰割，女人也是人也有自我也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这种“雷雨式”的吼叫把女人的反抗的野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丑
　　小说中的某些意象有种非审美的丑。丑有两层本质涵义，一层是伦理道德评价也就是恶的内涵，即“积极的恶”或称为丑恶；二是指审美外观上不和谐的形式。非审美的丑是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的予以否定，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常态的畴形。在文章中对于丑的表现通过多种方式显示，其中有恐怖的丑，在写罗汉大叔被日本兵活剥的过程，极其撼人。先割下耳朵，再割下生殖器，然后从头往下剥下完整无损的整张的人皮，最后罗汉成了“肉核”。这一过程了极具有浓厚的非审美的丑。此外，化美为丑，这种形式或诗情画意点染或不可思议的神奇。余占鳌“清亮的尿液滋到满盈的洒篓里，溅出一朵朵酒花”，日后竟成了芳香馥郁闻名遐迩的“十八里红”；枪毙后余大牙滚出眼框的一只眼球“像粒大葡萄”，泡烂的骡马尸体“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癞蛤蟆“像个宝物一样”。这些都是以丑为美，以丑为乐的非正态意象，让人触目惊心，视觉为之一震。与我们的经验印象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充斥着整个想象空间，作为与美相对立的“丑”，在小说的表现中它的丑并非是“丑”，它也是审美领域的一部分。若能从丑的负面来观察它，也许会得出另一种感觉和印象。
　　三、文明
　　文明压抑机制和文明与生命力之间的冲突，在小说中集中体现于小孩豆官身上。豆官，十二三岁，倔强，粗野，机敏，生命力旺盛，而且爱搞恶作剧，他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尚未成熟，他没有资格享受成人的权利，却必须首先承受成人世界的生存痛苦，而且，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苦难生活的最大受害者。然而对于像他这样的一个儿童来说，更大的苦难尚不在于此，而是文明压抑机制对儿童生命力的遏制。所谓的“文明”对于儿童而言，乃是父辈、成人的特权，在文明的“进化树”上，儿童似乎是介于动物与人类之间（成人们时常称他们为“小蓄牲”），是有待于进化的“亚人类”，因而受到成人的“文明监督”。然而，这一监护首先意味着压抑和惩戒甚至是必要的暴力手段，以便对儿童身上残存的“动物”、“野性”加以驯化。这样，在成人和儿童之间便存在着一个“权力结构”，“父/子”关系表现为“施暴/与受暴”关系。在红高梁中，余占鳌与豆官这对父子的关系是一种比较理想关系，即有较多的父爱成分的保护性关系。而在莫言同时期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身上，这种不合理的关系却达到残酷程度。

用户名(必填)

100分 80分 6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