谫谈蔡伯喈文人形象

　　高明所创南戏之冠《琵琶记》是一部高度反映元代一般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精神面貌的佳作，所塑造的文人形象蔡伯喈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下文从创作主体文化心态略陈蔡伯喈之形象。 
　　首先，对功名的渴望与淡泊。从表面上看，蔡伯喈是淡泊功名无意仕宦的，他多次表白自己:“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蔡公逼试才去应试，考中状元后又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一门心思要回家奉养父母，上奏辞官，这些都在于体现蔡伯喈对功名利禄的淡漠。但是细究蔡伯喈的言行，可知他也有强烈的功名心。第二出高堂称庆中，蔡伯喈唱:“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风云太平日，正哗骊欲聘，鱼龙将化。沉吟一和，怎离却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在这里透露了他内心里也期盼着鲤鱼跃龙门，一朝及第。“沉吟一和”表明内心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才决定放弃，在对功名的放弃中有一种无奈的伤感之意。第四出蔡公逼试，蔡公说:“大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是以家贫亲老，不为禄化，所以为不孝。”蔡公一席话说到蔡伯喈的心坎上，他连忙点头称是，甚至对能否做官也认真考虑起来:“爹爹说的极是，但孩儿此去，知道做得官否?若还不中时节，既不能事亲，又不能事君，岂不是两下里耽误了?”题目是逼试，实则并不全是逼迫，这逼也是逼在蔡伯喈的心坎上，因为功名毕竟是人生一大事业，一般人都难以抗拒。所以蔡伯喈很快地对父亲说:“孩儿去则不妨，只是爹妈年老，教谁看管?”已露欣慰之意，接下来更是充满向往之情:“只图个一举成名天下知，你若不锦衣归里，谁知你读万卷书?”可见蔡伯喈的功名意识是很强烈的，不过是压抑在内心不好轻易表露的。在第八出文场选士中，蔡伯喈抑制不住地卖弄自己的才华，既然心愿是:“事父母，乐田里”，那又何苦在考试中争强好胜，处处逞才?而且一经宣布为状元，蔡伯喈马上喜形于色地唱道:“君恩喜见上头时，今日方显男儿志”，大有遂平生之志，得意洋洋之情，而且立马“布袍脱下换罗衣，腰间横系黄金带，骏马雕鞍真是美。”何等的春风得意，与前面所说的无意功名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第十出春宴杏园更是神采飞扬，踌躇满志，“青云通路，一举能高中，三千水击飞中。”以上种种可以看出蔡伯喈对功名是非常渴望的，但是这种渴望是他的深层心理，不轻易表露的。他的浅层心理是对功名的淡漠，这是在孝的观念支配下形成的一种意识层次。这两层心理实则都是高明本人思想的真实写照。高明青年时期有着强烈的功名意识。他学识渊博，有大志。其所处时代正值元统治者为了挽救危机，采用怀柔政策，恢复了停止81年的科举制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而高明也很想通过这条道路实现他的人生抱负。他说:“人不明一经取第，虽博奚为!”虽然他的长辈们曾劝他:“仕士绝腹筒，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但他还是踏上了仕途。然而在元代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中，高明作为一个四等南人，九等儒生，加上其生性耿直，在官场中并不是很顺利，在十年中，只是做些小官。最后他厌倦了这种生涯，消然隐退。从这一段经历中可以得知高明最终对功名是厌倦了、淡漠了，不过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奈的、被迫的，正像蔡伯喈一样。透过蔡伯喈这一文人来揭示元代文人怀才不遇、仕进无门的坎坷心灵历程，最终不得不优游于林泉，闲情于山水，然而内心又是充满了在现实中不得志的愤懑。 
　　其二，儒家伦理道德的守护者与破坏者。篇首题目表明:“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偕。”在开场中还通过副末点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表明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只看子孝与妻贤”。蔡伯喈孝乎？在三辞三不从中:辞试，父亲不从;辞婚，丞相不从;辞官，皇帝不从。这三辞赋予了蔡伯喈忠孝的美名。因为他“心恋亲闹，难舍春闺”，若去应试，考中便罢，如不得官，既不能事君，又不能事父，岂不是两耽误了?岂不是陷自己于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因为自己“娶妻室，双亲年老，娶妻不告"实难从命!因为父母“鬓垂白，筋力皆瘤瘁”，“形只影单，无兄弟，谁奉侍”，他要恪守伦守纲常却欲孝而不能，在“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淫戚下，他遵从父命上京应试，显亲扬名， “折得蟾宫第一枝”。被逼“奉旨招婿”，“成桃夭之化”。最终却因辞官不成，无法侍奉二老，导致父母双双饿死，孝与忠在此处严重脱节，蔡伯喈“善忠”换来的却是“不孝”，因为“子欲待而亲不在”。作为三纲的核心理论“忠”与“五常”的核心思想“孝”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忠孝两难全，体现了作者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正确性的怀疑。在结尾作者做了这样一个大的变动，虽然以喜剧团圆但悲剧气氛更浓重，因为蔡伯喈虽已是高官厚禄，拥有两位贤妻，父母却早已命归黄泉无缘看到这一幕，所以蔡伯喈感伤:“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比起这些名位来，又何如双亲在世，共享天伦之乐?用双亲性命换来的名利又怎使人能够快活消受?这也给现世人一个巨大的警醒，在功名事业与家庭亲情之间如何调和，如何不悔于已行，更在暮年之时无所愧欠？回归正题，“喜剧是对悲剧的一种乐观主义处理，结果反而导致更深的悲剧。”这也暗示蔡伯喈在执行“三纲”伦理的同时也在践踏“五常”伦理，在扮演儒家伦理道理守护者的同时又是对其进行无奈抵斥的破坏者。这一点和高明的思想及历史背景有关。高明身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是一位知名的理学家，曾就学于元代名儒黄晋。他的诗文中，不乏表彰孝子、节妇之作。在处州做官时，曾为一个割股疗亲的“孝女”请求表彰。元末社会动乱，在蒙古贵族统治下，封建伦理受到一定的破坏，当时一些文人认为礼教的废弛导致了社会的动乱，朱元璋在声讨元的檄文中，就指责元统治者“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序，读乱深矣。”而以“恢复中华，立纪陈纲”为号召。因此高明在《琵琶记》中大力宣传封建的伦理道德思想，但是他对封建伦理道德并非是全盘接纳，他也认识到它的不合理内核，尤其是元代的思想领域内，各种宗教并存，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对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信仰，高明艺术地表现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对传统思想的理性思考。 
　　正是出于对文人生存命运和立身扬名的关切，出于对濡家文化经治社会的眷恋，更出于对礼教文化制锢下、社会环境压抑下、家庭亲情感召下、功名利禄诱惑下文人艰难生存的普遍同情和感悟，高明极力塑造蔡伯喈这一知识分子，表现文人在纷繁关系、复杂矛盾、人生利害漩涡中的犹疑、冲撞、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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