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口述自传：关于我的争议还在持续
作者:佚名 时间:2008/3/23 21:34:56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706
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
“四人帮”倒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害怕又委屈。国学参考
关于和江青，我觉得还有些补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作为读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有些军队上的人让我给江青转信，我从没转过，因为觉得转了她也不会看。信的内容并不像后来传的那样是效忠信，只是一些具体事务，军队的、地方的事向中央反映，没什么特别需要帮助的。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的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全稿。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当时江青有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她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比较小，顾虑重重。江青没透露过要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立志从跌倒处爬起来
1977年12月，我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1978年开会时，却被取消了代表资格。我明白风向变了，大家不欣赏我了。苦闷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
老朋友、文学界的老战友在这时一个个地来看我。林斤澜抱着一只老母鸡，带上多年没见面的刘绍棠来给我鼓励。见到刘绍棠，我很惭愧，回想起当年批判他时自己的发言，觉得应当请求他原谅。
刘绍棠非常宽容，说对于过去的时代只能让它过去。我顿时如释重负。后来林斤澜、从维熙在家请文学界的朋友们吃饭，我也去了，觉得虽然在创作上不是一个路数，共同语言不多，但面子上都过得去。
后来看到文章说，有些老作家对我有看法，不让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大概因为有些受过我的指导，为我说话。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骨干，写过效忠信，后来组织上做了调查，知道我写的七八封信只是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
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对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我赶上了那个时代，并有幸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我对当时的创作不后悔。时代在发展，人们在变化，但是发展和变化到何种样子、何等程度，真善美、假恶丑总会有其客观标准。他们的斗争与较量，无论其胜负，人们一定会给予正义与非正义客观公正的评判。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派系之争依然存在，但作家是靠作品，我认准了这一点。我才五十出头，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在这个年岁许多作家都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我坚信自己也行! zgwww国学
我立志要爬起来，要在跌倒处爬起来。作家的生命是他的作品，新的作品显示他的真实品德和新生。我相信这观点，我遵照这个观点咬牙、奋力地实践。遭难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拿出长篇小说《山水情》。作品发表后，一些同志高兴地说，看到了浩然，看到了一个新姿态的浩然。国×学×参×考
小说《苍生》勾起了赵丽蓉的戏瘾
还是在这种心境下，我来到三河县段甲岭，又看到了我喜爱的黄色，听到了乡亲们朴实亲切的问候，心情更加舒畅。乡土的温馨使我融化在对未来的向往中。我在这里挂职段甲镇的副镇长，有更多机会从不同角度了解8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农村。夜晚和老乡们睡在一条炕上，聊到深夜，那些动人的故事像一股股热流激发起久已尘封的创作欲望。我又找到了自己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根。我在这种情况下写了《苍生》这本书。
这书写得不是十全十美，不是很好，我也不满意，艺术都是有遗憾的吧。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战战兢兢的，而是小心翼翼的。同志们可以想到当时的情景，那时农村形势一片大好，许多作品写到农民富得有钱都不知怎么花了，坐飞机旅行，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一跳，农村富得简直就不知怎么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写《苍生》，同志们可以想象我这种小心翼翼。我不是说富的没有，坐飞机旅行的没有，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的没有，但是更多的农民没到这个程度。农民都讲，不用说坐飞机，连看都没看见过，高级宾馆连门也进不了。我不能否定某些作品写的那些存在，但我说的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它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我辩证法学得不好，但我总知道服从大多数，这个思想我是比较深的，烙印也比较深，要看大多数，所以写这样一本东西，得到了肯定。
1988年，六百页的长篇小说《苍生》悄然地摆到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随后又在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里播出。媒体说这是《艳阳天》的作者沉寂十年后的崛起。第二年国庆，又获得了建国四十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国学参考
《苍生》的出版的确把我从无人理睬的境地一下子又推到热闹的文坛，也给我引来了新客人。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和我同是宝坻老乡。她找到我说，你的《苍生》把我的戏瘾勾上来了，我一定要演你笔下的田大妈，我要为河北老乡塑造好这个形象，你一定要把《苍生》搬上电视呀! 国学参考zgwww
赵丽蓉的话使我为之一振。《苍生》只印了一万多册，能有几个农民看到?如今虽不能说在农村家家有电视机，但一村怎么也有几台，人人都有机会看上电视了。把《苍生》改编成电视剧，农民们在炕头上就能看到。我当时感激地握着赵丽蓉的手，谢谢她给我出了这个好主意。 Z.G.W.W.W
听到我要把《苍生》改编成剧本的消息，有四五家电视台找上门来。我觉得自己是河北人，写的又是这里的事，所以最后和河北省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签了合同。
就这样，1989年3月，一支四五十人的摄制组来到了段甲岭及周边几个乡镇。除了赵丽蓉，还有老演员梁音，年轻的我就一个也不认识了。他们是来拍《苍生》的，消息一传出，三河从领导到普通百姓都非常关心，只要剧组一提要求，大家立即想办法满足。我呢，也撂下笔，跟着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我们都住在段甲岭镇政府院内，一块吃机关食堂的饭，一块谈剧本，谈人物创作。赵丽蓉精益求精的演技，开朗乐观的情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言行，一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直到在电视台播出后，两年时间我什么也没写，但这部电视剧里融入了我的心血，我感到欣慰。《苍生》虽然拍了电视剧，看的人很多，但肯定没有我以前的作品影响大。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也并不感到失落。时代变了，我已过了虚荣的年纪，只要乡亲们喜欢，我就满足了。
我的经历堪称农民的奇迹?
1995年，有几家出版社鼓动我把《金光大道》再版、出齐，这倒叫我很动心。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建国后用了极大力量对农业实行改造，特别是“合作化”，绝对是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时至今日，回顾以往，咒骂也罢，怀恋也罢，反正那是历史，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更无法抹掉的历史。参加制造这段历史的人不少，用笔记录其全过程（特别以艺术形象记录）的人则很少。
严格地说，只有我一人用小说形式记录下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这就是四部《金光大道》。我敢断言，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我了。以后一定会有人写这段历史，但他们都不是亲身经历，写法、角度、观点都不会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局内人”，他们的作品跟《金光大道》反差一定极大，甚至完全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这部书的意义决不在于个人，而属于整个文学事业，因此我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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