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另类写作
作者:意怠鸟 时间:2008/5/21 9:30:21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854
杜甫的赋和他的诗大相径庭，彻底摈弃了犀利的批判精神，对唐王朝和唐玄宗进行肉麻的歌功颂德。请看《朝献太清宫赋》：“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纪纲。土配君服，宫尊巨商。起数得统，特立中央。且大乐在悬，黄钟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启，青陆献千春之祥。”
天宝13年，杜甫在上表《封西岳赋》中说“今圣主，功格轩辕氏，业纂七十二君，风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砺。”他认为当时人民已安居乐业，社会已繁华富庶，封西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为什么玄宗还迟迟不动呢？这不是大睁着两眼说瞎话吗？这显然有违《兵车行》中所揭露的天宝末年国事多难，生灵涂炭的事实，杜甫把玄宗高抬到轩辕氏和七十二君的地位，而且还用“时义”阴阳五行的迷信为“封西岳”寻找证据：“国家土德，与皇帝合，主上本命，与金天合。”
一面在诗中为民间疾苦发出沉痛的疾呼，另一面又在赋中为满目疮痍的社会进行粉饰。一边不齿于权贵的丑行，另一边却不得不为之进行露骨的献媚。杜赋为什么与杜诗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呢？窃以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初、盛唐时代，献赋媚上换取功名已经成为文人的普遍行为，即便是像年长他一个时代的李白那样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恃才傲物之人，也不能免俗，献上《明堂赋》。杜甫出生“奉儒守官”的书香门弟，自小读书破万卷，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仕思想。从他家谱上看，爷爷比爹的官大，曾祖父又比祖父的官大。杜甫最初锻炼自己的文学才能，只把它作为致身仕途的手段，因为很多人用这种手段获得了进步；二是在杜甫献赋的前后十年间，其生存环境极度恶化，渴望改善生活条件成了他频频献媚的内在动因。
不少的评论家一提到杜甫总是把他拔高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高度评价他的严肃认真的写实态度，夸他的写作为“史诗”，真切描绘了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抒发了深沉朴实的忧国忧民情怀。对这些溢美之辞，我觉得即便是杜甫泉下有知，也会汗颜的，因为他除了一千多首诗歌之外，毕竟也有若干篇辞赋存留人间，授后人以柄，尤其是杜甫平生引为得意之作的“三大礼赋”，弄虚作假，粉饰太平，以博恩宠。抛开辞、赋、赞、表不说，即使在他的后期诗歌里，在他对皇帝失去信心，在政治抱负化为泡影，在被奸佞小人排挤谗害时，他的诗歌也就逐渐失去投枪匕首的锋芒，流露或散布出避祸远害意识。这种意识甚至他在担任左拾遗时就有所出现。从《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可见此种端倪：“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余时忝诤臣，丹阶实咫尺。”见同僚因为挽救无辜百姓而取忤权贵，被贬外放，而身为谏官近在咫尺的杜甫竟噤口不言，这无论与他的本职责任还是与他的一向引为自傲的儒家信条都是让人感到愧耻的。
所以，杜甫除了与我们年代的久远相隔，其它也没有很多的不同，他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而且在追求个体生命价值方面更耐不住寂寞，他的飞黄腾达、“致君尧舜上”的思想顽固不化，致死不悔。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赤裸裸的表白：“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比稷与契是杜甫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的一贯表达，是一种象征，倒不在乎他是否做得了稷与契或是否具备了稷与契的才能。对此，历来遭到不少文人的讽刺。苏轼曾批判他的“窃比稷与契”是妄自尊大，信口开河；王夫之骂他是风雅罪魁，说他的“水流心不竟，云在意俱迟”等句是一种门面摊子。甚至怀疑到老杜甫的人品、心术上。
支撑杜甫百折不挠奔竞于仕途的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优秀的人才，急欲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为世人所知、所羡、所用。鹰和雕的期望，丧家犬的遭际始终伴陪着杜甫的生命旅程，“民本”和“官本”思想一直交替并存。“民本”思想表现为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而“官本”思想则表现为对于求仕的执著。遗憾的是，在杜甫努力上进的过程中，首先是唐朝的科举制度捉弄了他，其次是安史叛乱又打乱了他的理想设计，命运像魔方一样把他又推回到文学的道路上。所以我们在赞美杜甫诗歌的时候，不要只感慨“穷年忧藜元”的呼号和“朱门酒肉臭”的控诉。不要说他“少陵有句皆忧国”，要知道他还有另一类投机钻营、违背道德良心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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