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主要人物的生存方式
作者:佚名 时间:2008/10/9 8:56:40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4150
《白鹿原》描写了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既体现了原上人们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又向人们暗示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小说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命运的关注再现了白鹿原上人们的生活形态和民族心路历程，以及发生在白鹿原上的事情对民族生存走向的影响。作品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视角观照了清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运动。这五十年的中国是战争频繁、动荡复杂的年代、这五十年的中国是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相继上演，直到新中国的成立，这些事件都对中国农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小说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作者设定的中国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可以说这段时间是以“死亡”为共同的时间特征，时间在死亡上回旋和停滞而本质上却被作者限定。无意义的时间在不断的回旋中艰难地孕育着新的存在者和新的生存方式的出现。正如昆德拉所说的“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的使命就是在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者进行深思。”所以此时的白鹿原也就成为了中国二十世纪民族命运的缩影。同时作者在日趋商业化的今天以“死时可以当枕头”的庄严来写这部书也暗示了他创作的目的、价值和信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
一 白嘉轩和朱先生的生存方式：坚持以儒家伦理为精神导向
《白鹿原》中的故事开始于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到来之前，原上的一切都在按照传统的秩序在发展着。“儒家文化统治了中国达数千年之久，是中国传统社会意思形态也是传统文化的正宗主干”。[4]儒家伦理的重实际，重人伦，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的精神之源。农耕经济，宗法制度下的传统道德有极强的生命，然而历史的发展起来越显示出这种道德的负作用，白嘉轩的痛苦与悲哀也来自于这种道德在农耕经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中。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法否认这一儒家强式伦理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束缚和危害，同样我们也无法否认它那以“仁义”为中心的学说，以积极入世的能动精神追求在现代社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对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激发和鼓舞。
白嘉轩是以农耕社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的代表，“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的实践意志确立了白嘉轩顽强的人格精神。无论白鹿原上的变化有多么的大：机构变动、国共较劲，甚至在他的腰被打断后，他依然坚定执着维持着家族的伦理实践。但由于经济的落后，交换意识的淡薄和视野的狭小造就了他心理结构的封闭性，又由于传统的生存经验在历史的不断积淀中，形成了乡村世界的人生智慧和基本的思维方式。所以“耕读传家”就成了他治理家族的根本方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的乡约就是他治理本族的理论，他听从朱先生的“地要少，房要小，养个黄牛慢慢搞”的教导，这就注定了他在发展乡村经济的的策略上永远是封闭、落后缺乏一种向前发展的意识。在牢固的血缘关系上，在家族成为最古老也最具有民族特征的生存本体上。白秉德死后，白嘉轩在继承父亲自然的成为族长后开始意识到了一种作为族长的责任感：他要家族在他的带领下继续延续他父辈的“繁荣”时代，这一举动显然能使他的生命意志得到强化和生存价值得到超越。作为族长他能本能的将个体生存超越为家族生存，但翻修祠堂，实施《乡约》仅凭这又淡化了他的那种原有的生存种动机，也淡化了他的生存价值。所以与其说刚健有为的意志体现了民族生存的追求，民族精神的顽强，还不如说是充分显示了中国式的的荒谬，他们无休止的重复着旧式的农业生产，日出而起，日落而息一切都在沿袭传统。他留恋过去封建时代老百姓只纳“皇粮”的“仁政”，为了抗拒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官僚的苛税，他愤怒的发动“交农”事件，实行罢耕。城里反正他有“没有皇帝往后日子还咋过”的惶恐，国共较劲会是什么结局他也无从知道。短小的目光、封闭的心理结构、狭小的世界观终究使他无法产生家族以外的生存方式而他只能把这些行为放到儒家伦理当中去，以儒家的“仁义”礼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虽然“仁义”的文化观念贯注于他的内心深处，他的一生还是弥漫着悲剧。
“六娶六死”的悲惨境遇拉开了白嘉轩生存悲剧的序幕。他毕生的追求“仁义白鹿村”也化为泡影，农运的开展、“风搅雪”运动、国共的较劲以及家庭的变动。动荡的白鹿原早以超过白嘉轩的原有的思维方式，他借乡约和族长的权力把圣贤道德当成社会规范强行施加于族人的身上，并把族规的全文保存下来按贵贱等级来实施。这时“仁义”在他那里就成了摧残和压抑人性的道德专制，这时候中国传统的以群体本位为核心的儒式伦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在这里也看不见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念自觉地控制着每个人。白嘉轩作为这种文化理想人格的实施者，对历史的发展始终采取的是一种抵制的态度，面对社会文明的进步，他千方白计想要维系是他往日的那种稳定的生活方式。黑娃把小娥带回原上暂时打破了原上的宁静，他们为了追求合理的生活而违反了族规，白嘉轩就拒绝了让黑娃入祠堂祭祀，使他们的结合得不到认可，在村中受着歧视 。他严施酷刑整治违反族规者，不仅村民违法受戒，就连他的爱子，爱女触犯戒律他也决不手软，在肉体上他摧残自己的儿子白孝文“白嘉轩谁也不瞅，端直走到槐树下从地上抓起扎捆成束的一把酸枣棵子刺刺，转过身就把刺刺刷刷扬起来抽过去孝文一声惨叫接一声，血顿时浸染了脸颊。”在精神上羞辱自己的女儿，面对白灵的出走参加革命，他设法囚禁不成，就当外界说他和白灵断绝了父女关系就当她死了。小娥惨死后面对传说中她复仇冤魂，白嘉轩不仅毫无同情，反而造镇妖塔要镇住她，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全算不得什么，隐藏在以儒家伦理为精神导向的生存方式背后“仁义”的残酷性。表面上他是为了维护族规，为了维护“仁义白鹿村”，实际上他是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来压制人性和社会的进步。“仁义”在《乡约》与小说中都是具有明晰的所指的，可以说也正是由于白嘉轩等人对于这种价值观念的绝对维持，以道德伦理规范、以价值判断系统代替事实判断系统的道德理论主义立场。因此我们在文本中似乎看到的是白嘉轩的传统的儒家人格，他从末放弃过个人的私欲和名誉，即使腰在被打折后他也如往常一样。他把自己一生的人生价值都贡献给了家族和乡里的发展。他的“仁义”为怀，自立为本的人格精神，表现了中国传统农人农耕经济的人生追求，然而他的这种体现在农耕经济中的人生追求，在历史的发展中越来越显得苍白和无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在农耕经济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变中，人们的观念、价值和生存方式都在转变。当白孝文窃取了革命后的第一任县长后，白嘉轩还认为这是白鹿的显灵的作用，这时他一生所恪守的传统的生存方式在面对社会的变革中呈现出来的是多么的落后和陈腐。
如果说白嘉轩是儒家古老伦理实践方式的人格化，是“仁义”观念的实践者和执行者，那么朱先生则是儒家的另一个独特的存在者的人格形式，是作者要极力突现的一种儒佛道精神。“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没有解体反而不断巩固强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宗法家族制度和伴随着这一制度产生并不断成熟化、完善化的儒学伦理道德学说”。 [6]所以儒学精神固有的矛盾虽然在白嘉轩那里显得那样的不可调和，却在朱先生那里有了一定的调和。虽在静静的白鹿原上身居书院的朱先生却能知晓天下事。他上知天文能够预测天气的好坏和庄稼的丰收。他下通神灵，白嘉轩因“急事”误闯雪地而得见“白鹿精灵”，他就为白嘉轩解开“雪地之迷”，使白家获得了白鹿的护佑而命运转机。他一生淡泊名利，粗茶淡饭拒高官不做却只愿在原上设馆教书育人，使原上的子弟知书达礼，他收黑娃为徒使土匪头子弃恶从善学做好人。在白鹿原他是个为人崇拜而不被人了解的“神人”，可以说他是个身兼道家精神与儒家仁义的文化高人，在他的身上还体现着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文人精神。当白鹿原上的白鹿显灵的时候，他就广施才智为民造福，当革命运动爆发时，他就紧守书院闭门修志。从某种角度看他身居白鹿书院在精神上已与白鹿化为一体，成为白鹿原上儒家精神伦理的代言人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布衣大儒却在社会的变革中仍然坚定的维护小国寡民的小农经济、“始终主张以仁义来压制人的各种私欲”，[8]可以说他所坚持的生活方式已经远离时代变革的世人了，远离他要生活的白鹿原。他对这个充满动荡的白鹿原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对这个原上的影响都是不大的，原上的人们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方式生活，从出世到死亡都在挣扎痛苦的生活。虽然他始终坚持儒学精神的核心精华，但这时儒学精神的精华在他身上已经发生了转化。他上知天文下通神灵的做法是他个体价值的再现，而他义无返顾的去前线参加抗日则是他修身的延续。所以朱先生可以参与放粮赈济灾民、可以出污而不染、可以发动七老联名请缨亲赴抗战前线，但是绝没有去改造社会去改造自己生存方式的刚健意志和生命意向。同样是因为他封闭的心理结构无法导向以其知识和才华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行为，说到底朱先生和白嘉轩一样是维护他们旧有的生存方式的实施者。当作者借白嘉轩之口再三赞叹“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了！”，朱先生的这种超越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和价值观念为凡人俗世指明道路并为他们解答疑问提供了帮助，他的存在得到了整个白鹿原上人们的赞赏和崇拜。如果要说朱先生的这种生存方式就是作者追求的个人价值的最高境界的话，他在热情讴歌无限赞美的时候便忘却了，乡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全面走向脱贫致富的历史前进中，人们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乡村的变化，只是靠祈求上天和神灵的庇护是不行的，历史的发展只能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去奋斗。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在其建构之初有其合理性，并且也确定起到了别的文化所难具有的价值取向的整合功能。就比如说它所具有的忧患意识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有学之士，但是一当它被制度化并且变为限制人、压制人，成为阻碍人生存发展的障碍的时候，它也就渐渐丧失了固有的能动性价值了并且日益显示出与现在社会不相符的矛盾来。正如雷达所说的“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了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魅力依依不舍，”所以以白嘉轩，朱先生为代表的儒家精神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是矛盾的，是值得人们去深思的。
二 鹿三和黑娃的生存方式：盲目的顺从到盲目的反抗
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鹿三父子，他们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黑娃是小说中屈指可说的对白嘉轩和朱先生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直接挑战的人物。鹿三则是靠自己的诚实和自己的苦力实力赢的了白家的信赖，成为白家一个“非正式的但又不可缺的成员”并自信的建立起自己的尊严和生存方式，并企图把自己的这种生存方式传授于儿子黑娃。“黑娃，爸说你听着，你到嘉轩叔家去熬活：爸回咱家来，忙时做咱家的活，闲时出去打零工……”。可以说正是由于“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各种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们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这也就构成了鹿三缺乏反抗意识和盲目顺从的奴性意识，他总以为父辈是白家的长工，自己和儿子也应该是。他的这种道德主体观念和盲目顺从的生存意识，便形成了他的根深蒂固的奴性的自卑情结和盲目顺从的生存方式。所以鹿三在白家做长工的时候全忠实了自己的生活，从来不和东家有所争执并安安稳稳的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得到了上流社会人物的广泛褒奖。但就是这样表面忠厚老实的他最后还是驱逐了儿子和杀死了儿媳，表面上他在道德上赢了，弥补了自己奴性自卑的性格，却牺牲了人格中最为珍贵的亲情，所以他陷入了忧郁。他的儿媳小娥“死而复生”作者借助鹿三对人性中亲情的的泯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旁人的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进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么着就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你咋么着还要拿镖刀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13]可以说这时的他完全从一个正直贫苦的农民变成了封建宗法家族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变成了一个思想麻木盲目顺从原上上层社会统治者的工具。他的那种盲目顺从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生存价值规范让人感到心酸的扭曲。
黑娃作为“白鹿原上最好长工”的儿子却完全不同于他的父亲，他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他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子弟从小宁可去是山上割草也不原上学堂念书，从小就表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的怪脾气，他由于“我嫌……嘉轩叔的腰……挺的太直了……”曾经吩咐他的土匪兄弟打断了白嘉轩挺的太直太硬的腰并抢劫了白家，这也是他对儒学精神为代表的生存方式的一种挑战和反抗。可见黑娃的生存经历就是要不愿重蹈父辈覆辙的自觉地反抗得来的，然而他的这种自觉反抗只是自己本性盲目的一种表现。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使他参加了“风搅雪”式的农民运动，他怀着对白嘉轩和白嘉轩拒绝他进入的祠堂的憎恨，投身革命、杂砸祠堂里的石碑并毁坏乡约。他只是认为是白嘉轩和祠堂乡约让他被白鹿原所不容，失去美好的生活，却不能从根本上去思索造成自己这种生存环境的根源和自己参加革命反抗的意义。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盲目的反抗、缺乏意识的反抗导致了他的反抗的失败。在白鹿原上虽然他不断的变换身份却始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自己的位置，最后还是倒在了自己“回归”的人生之路上并跪在了朱先生的脚前，竟然死在窃取了解放后第一任县长白孝文的手中。可以说他终身反抗命运，最后还是屈服于命运；他反抗宗法礼教，最后还是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这也为他的自我觉醒并向往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最终他还是成为了一个盲目的反抗者。可以看出作为处在农村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来说，在寻求摆脱自己的苦难、在寻求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时，在寻求自己的出路时，更是要意识到自己的苦难、意识到自己反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会建立起对自己生存环境、生存命运的深思。
三 小娥和白灵的生存方式：主动的反抗到自觉的革命
文章的故事起始于清朝末年，此时的白鹿村还是一个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农村社会。原上的人们依循着千古不变的天道，一年四季春忙夏雨、秋收冬雪，在四季轮回中、在古朴仁义的民情中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过着自己的一生。自古不变的儒家伦理和宗族制度维系着白鹿原上原来的生存方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辛亥革命的到来打破了原上的宁静和秩序。它使的那些曾为传统的“仁义”所抑制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欲望被激活。小娥是白鹿原上下层社会“恶”的形象在白鹿原上的再现，她是白鹿原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她的出现使“仁义白鹿村”的正统思想世界突然倒塌。农村上流社会的正义君子们撕下了他们的伪装露出了原有的面目。中国自古就是讲纲常名教的礼仪之邦，女子一定要遵从三从四德，女子的自由和人格总是被社会的传统所限制着。然而小娥始终都没有放弃去赢得和改造自己生存环境的努力，她勇敢的向封建婚姻提出挑战和反抗只愿能够和黑娃名正言顺的在村中生活，可是就连这种微小的希望也被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法权力扼杀了。白嘉轩说“这个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叔真的不忍眼睁睁看着你把一个灾星招进屋。”她主动的和黑娃一起轰轰烈烈的参加农运，农运失败了为了挽救黑娃，她却被鹿子霖占有，不仅心灵上遭到了侮辱，身体上也遭到残害。后来她又被鹿子霖利用成为白、鹿两家明争暗斗报复的工具，导致了白孝文的堕落和自己生命的萎靡，最后死于鹿三的手中。在白鹿原上她不被族长所容、不能得到自己公公的认同、不能得到丈夫的保护成为村庄中各种势力角逐的对象。虽然她在不断的反抗自己的生存环境和传统的思想，但使她始终却没有走出封建宗法设下的圈子，致死也没有获得做人的权力。
小娥死后变成了“彩色蛾”[16]在草丛中飞舞，以她仅有的人性之光反衬着白鹿原上的种种的黑暗，揭露和批判封建宗法的无情。她反抗要求有自己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所以她要为自己的不公平待遇讨回个公道，变成厉鬼来为自己主动申冤。她以不同的方式把自己被害的真相告诉黑娃、仙草并附身到鹿三身上大骂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引发了一场大瘟疫。但是小娥最终还是被砖塔镇住，那塔用了十只青碌碡团起来成一堆压在上面取名“永世不得翻身”的意思……这使得小娥对美好生活的一切反抗与迫求终于为封建势力扼杀。即使死了她的只愿和黑娃自觉生活的行为还是不为传统意识所容，最终还是被迫退回到自我生命被抑制的无奈之中并且被永远镇压在塔下。在一顶程度上揭示了小娥在白鹿原上作为背负着“恶”的女性形象的悲剧和自己追求自己的生活无望的前程。她没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生存方式，她的无能为力促使她不停的为自己寻找“生存的依靠”从黑娃到鹿子霖到白孝文，她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灵魂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尽管她能够主动反抗自己的生存环境和传统思想，她弱小单薄的力量还是不能够与整个“白鹿原”的力量对抗。尽管她身上具有大胆叛逆的精神、具有主动反抗的意识，却也注定了她是个无法实现自己生存方式，无法实现自己独立地位的女人。当我们阅读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在白嘉轩和朱先生的策动下修建了镇妖塔，并且把田小娥的骨殖烧成灰压在塔下时，我更感到了一种浸入骨髓的悲哀。在传统的封建宗法家族的压制下，无论是白嘉轩的家族生存实践方式还是朱先生的儒佛道的精神内涵都是对人生价值的否定，都是对人性的摧残。当面对小娥被镇压在六棱塔下的时候，我们更多还是对小娥强盛的生命欲望的本能的感动、对她能主动的反抗自己的生存环境的赞赏、对她悲惨的一生的同情与理解，还有对女性在不适宜的社会生存环境下总难以避免的畸形的生存状态的深沉的感喟。
随着革命运动在中国大地、在乡村社会白鹿原上的深入，“五四”运动影响了白鹿原上的一代人。白鹿两家的后代在接受了新的教育后，她们选择了与他们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生存方式，不再甘心生活在这个封闭的原上、不再甘心追随父辈们的“耕读传家”的生存原则。他们容入动荡的社会用自己年轻旺盛的生命和坚定的信念创造属于他们崭新的生活。动荡的现代社会生活使他们的生命处在崩溃的边缘，但他们却以强劲昂扬的生命力和对革命坚定的信念与社会和命运搏击，他们的生存方式与人生价值都产生了重大的意义。白灵是小说中不同于田小娥的另一个女性形象，她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反抗已经上升到了自觉反抗的阶段。她主动的接受新式教育、自觉的参加革命，可以说她是带着神喻的色彩出生的。吉祥的白灵鸟在庭院的梧桐树上的鸣叫，预示着这个女孩的不同寻常，她近乎完美，是美丽与智慧的化身，她的长相完全没有了从她父亲那继承来的遗传因素。从小在父亲娇养中长大，养成了她活泼自由的天性，长大后更是走自己的路不受外界力量的阻挠和封建家族制度约束。她要外部环境顺从自己，不轻易屈从于来自别人的压力，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和人生的价值。父权从小给她的庇护促成她喜欢独立于父母的意志之外的成熟女性的人格，她首先打破了白鹿原上女子不能上学的规定，也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的老规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后来一直被视为只会创造生命的女人将一向抛远的目光收回，自觉的意识在她们的心目中得到提升，她们能够自觉的要求有自己合理的生存方式。
白灵走自己的路拒绝缠脚，进城读书甚至与家庭决裂去参加革命，可以说都是她内心自觉的萌发。她是白鹿原上新的一代中反抗意识最强烈，行动最果决的一个人，这就如当在外在的社会文化规范和制度对内在的人性压制时，当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必定会激发人性对外在规范的反抗。所以她勇敢的站出来与她父亲为代表的旧思想作斗争，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倡导自主恋爱，与鹿兆鹏有“假夫妻的关系变为真夫妻”。她的真性情促使她对真爱情的追求，尊重自己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在小说中她是白鹿精灵的直接化身，是白鹿精灵直接化为革命形象的体现，她对事业执着坚定、对革命与一切阻碍革命的人作斗争。她从与父亲反目到革命的失败被迫转移流浪，她表现了一个革命先觉者的自觉和坚定。白灵在宗法家族的制度和伦理道德前表现的超强的叛逆性和对革命的明确的目标，她能够自觉的参加革命并为革命和自由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以自己的方式追寻着生命的价值，以自己的人生方式给自己的生命涂上了不亚于男子的色彩。可以说白灵在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她勇敢地走出深闺后宅，冲破三纲五常，去追求真正意义上生与死。她避开了家庭上辈人的阻挠不为任何旧有的模式和制度的限制，主动的站在新的历史境地的前沿以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和不怕牺牲的勇气去选择新的生存方式和超越旧的生存模式。她不屈不挠地拓展想要将整个旧的白鹿原颠覆毁灭，创造一个新的生存环境，然而“当新方式逐渐显露，旧方式还仍然存在着，面对尚未消亡的旧生命方式的持久力和内聚力，新方式的巨大突进最初注定要失败。”[18]所以白灵对新的生存模式的追求与选择还是在旧的制度下失败了。
到这里我们是否在作者的指引下感慨到些什么，从代表传统生存方式的白嘉轩、朱先生到走在历史前沿代表新生的生存价值的白灵，他们存在的价值都在作者设定的生存环境白鹿原中毁灭。传统守旧的的生存方式无法适应社会环境的发展和要求，反抗传统生存方式实行全新的生存方式也行不通，白鹿原上人的生存之路在哪里？在这里作者将乡村白鹿原作为中国民族命运的缩影，也是在向我们暗示乡村命运的发展也是中国命运发展的缩影，白鹿原上的生存之路就是我们民族的生存之路，两者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结 语
《白鹿原》通过对历史和家族生活形态还原式的描写，“再现了生与斯，长与斯的人们在其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文化和生存方式。”小说塑造了致力于自强不息，奋力打拼，强调“仁义”礼法的族长或家长以及众多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赋予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追求和生存方式，但是礼法规范在变动的现实中面前显得过于残酷和保守，轻视个体生命和自由，演绎出家族种种生存危机。作者通过对一系列人物的生存方式的描写，向人们再现了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对新生的生存方式的压制，也使人们看到了要改变一个落后的民族生存方式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勇气。同时这种生存危机时刻在呼唤新的生存方式的重新整合与重建，力图建构一种新的民族生存方式，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就是要打破宗法族权制的民族生存制度、要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地揭示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在社会走向脱贫致富历史的前进中，中国的社会性质，传统的价值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就要把眼光从被边缘化的农村身上收回来，打破那种缺乏现代生命的自由精神与生命理想主义眼光的看法，反思民族命运的生存走向，反思农村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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