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Ｑ正传》里的城市书写
作者:佚名 时间:2009/2/26 1:28:21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1158
《阿Q正传》表面上看是在为一个卑贱的小人物立传，这是明线，其实还有一个暗线，这个暗线就是他的“进城”。小说一共有三处写到其进城，可以说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与他的“进城”密切相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旧人物的悲剧是必然的。在阿Q的悲剧命运中显现了20世纪初乡土人物对城市的初步感觉，这种感觉是封闭自足的乡土世界与城市初次接触的感觉。鲁迅先生对阿Q的城市感觉书写模式对后来的一些乡土小说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同时对后来的城市小说写作亦具有启发意义。
一
小说先概括叙述了他的几次进城经历，这里对城市的书写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而是将城市的书写作为介绍人物背景的方式。阿Q是一个有过进城经历的乡土人物，但是阿Q“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 ‘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在阿Q眼里，这些都是错的，可笑的。很显然阿Q以乡下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城市生活予以了批判和否定。这里作者运用了两种笔调，一是阿Q的笔调，他否定了城市，这是城乡对立的显著表现，一是文本叙述的笔调，文中写道：“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文本叙述的笔调显然是站在了城市文明的立场上。费孝通在其学术代表作《文字下乡》里曾敏锐而精辟地指出：“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1]但无知是相对的，“乡下孩子在教室里认字认不过教授的孩子，和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在意义上是相同的。”[2]当城市把持着文明的话语权的时候，乡下人则成了愚昧的化身。
阿Q对城市的拒斥不独表现在嘲笑城里的生活方式，他对由城而返的钱老太爷家的大儿子也甚为不满，他呼其为“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先前跑上城里去过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后他回到家里，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阿Q“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他尤其“‘深恶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阿Q的“笑”和“骂”是一致的，表明了乡土人物对城市的拒斥态度。20世纪初在城市阴影的笼罩之下，面对城市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压力，阿Q要心安理得地活着，所以他的“笑”和“骂”就成了自我保护的武器。这也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标志。
小说第二次写阿Q进城是颇费了些功夫，作者先交待了他进城的原因。阿Q为什么进城呢？《第五章 生计问题》描写了其爱情受挫之后的不幸遭遇：被剥去了身上唯一的布衫，赤膊躺在夜幕下的土谷祠，走在路上村人如同避瘟疫般的避着他，即便是十一岁的女孩也如此，还有他再也不能赊欠酒钱，最后连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也催他走，村里也没人请他做短工。因此他无处可住、无食可吃，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去偷尼姑庵地里的萝卜，结果还被在他眼里看起来很柔弱的尼姑大声呵斥了一番，在未庄阿Q已无以为生，他被逼出了未庄。这是他进城的动机。在乡村因没有活路而被逼进了城的人物，在后来的一些乡土小说及城市小说里都有所反映，像萧红《生死场》里的金枝、丁玲《奔》里的几个村民及谢冰莹《一个乡下女人》中的乡下老太、老舍《骆驼祥子》里的祥子等。
小说到这里，一般读者以为接下来作者要写阿Q在城里的经历了。然而作者却在“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后嘎然而止。时光一下从阿Q离开时的春天跳到了中秋时节，阿Q又回到了未庄。《第六章 从中兴到末路》表面上描写阿Q这次回到未庄后的生活，其实浓墨重彩的则是他这次也是最重要的影响他生命进程的进城经历。
这次经历作者采用倒叙的方式，先写结果：“阿Q回来了。”次写这次回来与往常的不同：前几回“大抵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但这一次却并不，所以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接着写人们惊异地在酒店里看到阿Q用现钱打酒喝，大家对他立时提了兴趣。阿Q于是开始炫耀他的进城经历。在阿Q断断续续的炫耀中，未庄人了解了阿Q在城里的经历，主要有三件事：一是得知他在举人老爷家帮忙，后来因为举人老爷实在太“妈妈的”了，他不高兴再帮忙了；二是他的回来似乎是不满城里人的那些前文叙述的过错之外，还有是因为“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三是最令他大开眼界的是看到了“杀革命党”的情形。用他的话说是“好看好看”。阿Q赢得了未庄人的尊重，连原来不让阿Q姓赵的赵老太爷也请他去家里要买他从城里带来的东西。由此可见乡下人对城市的仰视心理。在乡下人的仰视中，阿Q在未庄很是威风了一把，但最终狐狸还是露出了尾巴：他在城里做的是小偷的行当，而且因为不会上墙也不能进洞，只是在外面接东西。
在阿Q的叙述中，我们没有看到代表城市符号的街道和楼房，看到的只是地位在乡下人眼里看来显得高贵的“举人”、走路扭得不很好的女人、革命党被杀、偷窃等。城市在阿Q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混乱而罪恶的场所。与第一处书写阿Q对城市的感觉一样，乡土人物对城市是拒斥的，不同的是，这里叙述者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显现自己的城里人姿态。城市里的混乱、罪恶成为后来的一些城市小说常见的叙述模式。
小说接下来写这次进城对阿Q的影响。《第七章 革命》和《第八章 不准革命》叙述了阿Q返回未庄后的生活。城市生活最终影响了乡村，住在城里的举人老爷的船在一天晚上偷偷地进了未庄，城里的动乱因此而波及到乡下，未庄跟着也“不安”起来：谣言四起，传说革命党一夜之间就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的阿Q先是受了他人的影响，“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深恶而痛绝之”。但见举人老爷如此张皇，他也有些“神往”。一天趁着酒兴，他在路上喊着“造反了！造反了！”他的行为立时让未庄的人有了恐惧。赵太爷、秀才、赵白眼、管祠的老头子对阿Q意外的客气。但是阿Q毕竟是小人物，所以他的革命仅仅只是动动口、幻想“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跟在别人后面把辫子盘在顶上，当假洋鬼子等人不让他革命，他也只能乖乖地在一边独自痛苦而无他法。未庄委实混乱了一次：那就是在一个无月的漆黑的夜晚，赵家被抢。阿Q没有参加这次哄抢，虽然他很想参加，而且还在现场偷窥着，但最终没有动。然而最终因为这场抢劫，阿Q被抓进了城。
于是小说有了第三处阿Q进城的书写，这次与前两处间接地书写城市不同，是正面直接描写阿Q进城。这是小说的结尾，也是阿Q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上次进城他是为生活所迫被逼进了城，这次却是稀里糊涂地被抓进了城。在阿Q，其实他并不想进城。这次阿Q看到了什么呢？一所破衙门、木栅栏门做成的监狱小屋、大堂上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披着长发的长衫人物以及街上围观喝彩的看客们。可以看到，这次阿Q走进的是地狱，对阿Q这个乡下人而言，城市就是他的地狱。这种结构上的设计，隐约地昭示着乡下人对城市的惧怕、拒斥。这一章作者着重通过大堂上的对话以及对阿Q游街时的所见和所思来书写阿Q对城市的感觉。从叙述表层来看，作者试图在描写一个文明世界里的场面，先写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阿Q是犯人，一个犯人能有如此待遇，可见文明之一斑；第二天在大堂之上，虽然在阿Q眼里，有一些“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长衫人物，“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但当阿Q跪下来的时候，长衫人物都吆喝着让他站着说，不要跪。坐在大堂之上的“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作者强调他问话时的“沉静而清楚”，接着一连用了三次“和气”来描写他跟阿Q说话时的神态。显然作者是通过阿Q的眼光来写大堂上的人物，然而在大堂上的人物的眼里，阿Q就是一个罪犯，他们的问话一步步地使阿Q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阿Q却浑然不知。小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文明的外衣下包裹着草菅人命的事实。在大堂之上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形貌和言谈可以看出他们显然是革命党人的化身，阿Q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一个扰乱社会的动乱分子，而阿Q却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革命党人，他的回答是在表达自己想投入革命而不能的痛苦，而老爷们想要的只是作案的证据。对话显得无比滑稽，在滑稽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厚重的隔膜。
除了描写大堂之上的对话外，作者还重点描写了阿Q游街时的情形。这是阿Q生命旅程里的最后一瞥，耐人寻味的是，一个在乡土世界里生活的乡下人最后一瞥却留在了城里，小说描写阿Q先是糊里糊涂的任人摆布，然后突然大悟要被杀头，而且先是急得“两眼发黑”，然而又没有全发昏。“他还认得路”。显然，阿Q走过这段路，这段描写补叙了小说第二处写到的阿Q进城。他曾经跟未庄人炫耀过他见过杀革命党的情形，对阿Q来说游街的路自然很熟，读者可以想见阿Q曾经以看客的身份走过这段路，今天重走这段路，他已变成一个被看者，曾经的看客今天却被人看。在鲁迅其他的小说中，侧重写看客的心理和感觉，而这一篇，作者着力通过阿Q这个被看者来描写被看者看周围看客的心理感觉。从叙述视角来看，到这里小说有个变化。叙述学意义上的叙述视角有两个，一个是内聚焦式着力于探索人物内心世界，一是外聚焦式，侧重于展现人物语言和动作。小说在这之前以外聚焦式叙述着阿Q的人生经历，在这里则转向内聚焦式，转向阿Q的内心描写。曾经的看客来看眼前的看客，他知道看客们想看什么，他也想唱两句，可在脑海里搜肠刮肚了半天，不是《小孤孀上坟》就是《龙虎斗》涌入他的脑海，最后只是吼了半句：“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就是这半句也引来人丛中“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喝彩之声。城里人是麻木的，乡下人呢？在一群看客中，他看到了另一个进城的未庄人——吴妈，他希望吴妈多看他几眼，可是吴妈却茫然地看着士兵身后背着的土炮，进城的乡下人也是麻木的。接着，作者又描写了阿Q的心理：“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是城市留给阿Q的最后感觉：城市是他这个乡下人的地狱。
这里还有一个情节值得关注，那就是处死阿Q的方式从阿Q原来看到的砍头而变为枪毙，处决方式的变化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然而文明的方式仅仅是形式，看似文明的形式却结束了无辜的生命。阿Q并不明白这一点，而读者明白。主人公的茫然无知在文本叙述者不露声色的表达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二
小说不仅通过阿Q的炫耀来描写城市，还通过未庄村民对阿Q的反应来描写20世纪初乡土人物对城市的总体感觉。小说在重点描写阿Q第二次进城回村后的生活的同时，也着重描写众人对阿Q的态度与感觉。因为阿Q进过城，在举人老爷家“帮过忙”，又见过“杀革命党”的情形，他的地位陡然被提升，“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所以昔日他们怎么也瞧不上的阿Q今天即便是在王胡的脖子上做一个杀人的假动作，大家也都“悚然而且欣然”。包括赵太爷也惧他三分，竟然还将他请到家中，与他套近乎。未庄人对阿Q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实是20世纪初乡土人物对城市的仰视心理所致。这种仰视心理后来成为乡土人物进城的动力。
除了对城市有十二分的仰视之外，未庄人对城市还有惧怕和拒斥的心理。小说除了写到阿Q进城之外，还写到假洋鬼子等人进城以及七斤的进城等。假洋鬼子在城里呆了半年回乡后，引起家里的轩然大波。因为他“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他的母亲到处跟人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了。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
当城里的革命影响至未庄后，人们的惊恐心理更甚。听说邻村的七斤被城里的革命党人剪了辫子，未庄的百姓立刻就改变了进城的计划。但未庄总要应对这种城市的变革，于是他们就将辫子盘在顶上。到底还是秀才有见识，他派假洋鬼子进城，通过假洋鬼子，秀才之流讨得了一块象征着革命党身份的银桃子，如此一来，赵秀才等人再也不用害怕阿Q了。进城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城里发生的这场革命仅仅只是推翻帝制，这一点上赵秀才跟假洋鬼子比阿Q更能认识到这场革命的本质，所以他们很快能成为未庄革命的先锋，一是首先革掉了尼姑庵里那块“皇帝万万岁”的龙牌，一是把辫子盘上了头顶。这场革命跟阿Q想象的原始农民起义中的想什么来什么的打家劫舍和劫富济贫是两回事。未庄的上层和下层都需要一个宁静的村庄，因为阿Q进城返乡后给大家带来了混乱的城市信息，随之而来的是未庄的混乱，是赵太爷家被抢，为平息混乱，还未庄一个太平，进过城的阿Q最后就成了未庄拒斥城市的牺牲品。
阿Q死了，小说并没有完结，最后两段写的是阿Q的身后事，主要补充交待阿Q之后未庄百姓的生活，未庄的上层人物赵太爷、赵秀才之流，经历了动荡之后的他们逐渐转向了具有遗老气息的人物，城市的变动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乡村，反而使乡村更为封闭保守。另一方面，城里的那些看客们变得更加冷漠而无人情。
阿Q生活的年代已是城乡之间可以流动的年代，阿Q进了几次城，然而他没有因为进城而改变其窘迫的人生命运却因进城而导致了短暂的生命悲剧。鲁迅先生用阿Q这样一个小人物的生命悲剧来表现中国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艰难起步，表现城乡之间对立、隔膜的现实，以此“揭出社会病症，引起疗救注意”。
19世纪后半段以来，大批知识分子都在努力探寻变革中国社会的良方，至20世纪初大家认识到思想观念的改革尤为重要。辛亥革命剪除了国民脑后垂着的那条大辫子，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民的思想观念问题，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禁锢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阿Q 虽然不断地进城，但城市现代化的理念并没有改变他及其身边的村民。在阿Q和村民的眼里，辛亥革命不过是城里的混乱与罪恶，而乡下则是平安的所在。这种固守乡村而拒斥城市的态度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举步维艰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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