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什么都归到“读书无用论”

　　重庆市今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上万名学生没有报名高考，与三年前的高中入学数量相比，高考报名人数减少2万人左右。有关人士在分析原因时指出，严峻的就业形势，上完大学后找不到好工作，使“读书无用论”思想在农村蔓延，如果孩子成绩平平只能上专科，还不如早些出去打工挣钱。
　　近些年来，我们不断看到媒体关于“读书无用论”流行或重新泛滥之类的说法，一有学生流失的报道，板子马上打到学生和家长头上，似乎是他们的短见损害了教育。事实上，中国人的教育意识有“超前”之嫌，从没有真正匮乏过。“读书无用论”只是在“文革”时期“反智主义”的特殊环境中才实际流行过；此后的学生辍学流失，都有可以认识的具体原因。上世纪80年代农村学生的辍学，主要是经济原因。但到90年代以来，一系列调查显示，尽管教育费用仍是沉重负担，但已不是影响农村学生接受教育最重要的因素。第一位的因素是学生难以适应高难度的学习，不及格、留级，直至最后离开学校。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农村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不少地区初中学生的流失辍学率出现大幅上升。除了部分学生是由于跟不上学习进度而丧失学习动机，更多的人则是因为继续升学无望，于是“用脚投票”选择了退出。
　　凡此种种，都不能说是“读书无用论”之过。如要追究责任，则原因很大程度在教育自身，是“无用的读书”导致学生离开了学校。因为目前严酷、枯燥的“应试教育”，只有对升学是有用的，如果升学无望，或成为“落第秀才”可以说是一无所用，所谓“种田不如老子，喂猪不如嫂子”，既没有在农村生活的能力，也缺乏为城市化服务的知识和技能。这种“无用的读书”、无用的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也就是陶行知所痛斥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培养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它的基本特点就是与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求无关，与日常生活和经验无关。所以，陶行知创造了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鼓吹“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其要义就是改变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端，使教育成为活生生的、有趣的和有用的教育。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教育现代化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
　　回到上述应届高中生退出高考的消息。事实上，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应届毕业生不参加高考，或被高校录取后不报到，选择复读。他们大多是处于“三本”阶段的学生，多来自缺乏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低社会阶层。公众对参与职业教育本来就热情不高，而我国的高职高专又采取高收费的政策，八九千元的学费约为本科院校的一倍以上，他们选择放弃或退出，就不难理解了。就业形势严峻，当然也是重要的原因。总之，与“读书无用论”没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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