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张贤亮之间

    正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张贤亮之间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对苦难病态般地热爱和他们的“忏悔”形式，从这几个方面把这两个作家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考察探索俄罗斯与中国近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心灵历程，我觉得很有这种必要。
    一、 热爱苦难——病态的自虐？
    《地下室手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是一篇比较复杂，晦涩的小说，在作品中作家既冷酷地拷打主人公又十分偏爱主人公的病苦，他迫使“地下人”无论如何要正视自己的病态感觉，于是，出现了这样一段独白——
    当地下人“夜里回到自己的角落，便特别强烈地感到今天做了卑鄙的事，而已经做过的事怎么样也无法挽回，因此内心隐隐地咬牙切齿地责备自己，最后折磨的使痛苦变成某种可耻的，该死的快感，而最后变成了断然的真正的享受！是的，变成了享受，变成了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像预先洞察了1962年11月1日晚上中国年轻的“右派分子”章永磷的心理活动：
    夜，寂静得使人以为世界已经离开了自己。——于是我的另一面开始活动了。那被痛苦的，我不理解的现实所粉碎了的碎片，这时都聚拢来，用如碎玻璃似的锋利的碴子碾磨着我。深夜，是我最清醒的时刻。
    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嫉，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
    这厌恶，这诅咒，包含有两个层次：一是道德意义上的理性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二是心理意义上的根植于病态性格的一种自虐热忱的宣泄。既然痛苦存在，那么就有一种引发它甚至是享受它的倾向，就会有这种病态自虐人格的出现。美国精神分析家卡伦?荷妮说的：“……所以当他对自己的估价日渐低迷甚至一无所有之时，就不再有成功与失败，优越与自卑的概念了；通过夸大自己的痛苦，通过沉溺于悲惨或一文不值的情感之中，那些日益恶化的体验就减轻和麻痹了。……具体来说，它意味着，尽管受苦是痛苦的，但是，放弃个人的自我，而沉溺于过程的痛苦，可以起抗拒痛苦的鸦片作用。”所以，这种自虐倾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要来得明显和深刻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想通过后者达到前者，而张贤亮则有意无意从前者走向后者。显然，在通过“忏悔”而寻找病态快感的心理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比张贤亮更真挚，更深刻，而章永磷却比“地下人”更“昏热”。真诚，在于陀氏并不否认由痛苦求快感的自虐狂性质；而昏热则在于章永磷并没有意识到他夜晚这种所谓理性批判，其实只是白天种种心理负重的一种变态宣泄，只是25岁青春血液与圣水掺杂后的一种病状凝结。 
    张贤亮和陀氏一样，在创作中决没有淡化苦难，也决没有美化世界。他们的笔下都出现了一连串颠沛无告的人们的悲惨生活图景，都出现一幅幅有时简直可以重叠的灵魂受伤，人性扭曲、躯体痉挛和心灵淌血的阴暗画面。黑暗社会中的贫困使索尼亚?马尔美拉多娃只能为父亲和一家老小的生活而出卖肉体，羞耻之中甚至连毁灭生命的权利也没有（《罪与罚》）；畸形时代的贫困也使李秀芝背井离乡流落异地，随着嫁人任凭命运播弄（《灵与肉》）。在种种邪恶力量和梅思金公爵过于单纯的灵魂的交叉包围下，娴静美丽的娜斯塔西邪?费里波夫娜再自恃，再孤傲也难逃厄运难逃魔掌（《白痴》）；在条条粗绳索和情人过于脆弱的神经的合力绞杀下，纯朴善良的乔安萍再挣扎再反抗也还是为愚昧野蛮的环境所吞噬（《土牢情话》）。所谓“卡拉玛佐夫气质”是充满淫欲和邪恶，被世俗戕害又支刺杀世俗，结果流了一片混乱昏热的血（《卡拉玛卓夫兄弟》）；相比之下，在黄香久怀里坚强起来的章永磷当然正直，健康得多，但他的冲动与克制里，也隐隐跃动着痛苦而又恶毒的火苗，结果，又导致了一场痴迷沉醉的悲剧┄┄显然两个作家的笔都触探到社会中几乎是最黑暗的角落，但他们对畸形性格病态灵魂的揭示实在是比他们对畸形现实病态社会的批判更加深刻，有力；尽管他们都通过自身的经历遭遇来记录人民的血难史，就像高尔基所说的：“他（指陀）在灵魂深处体现着人民对一切苦难的追忆，而且把这可怕的追忆反映出来。”他们对苦难的既玩味又观照既陶醉又超越的哲学和美学，姿态令人惊讶和震惊，就像在血淋淋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把玩味自己的伤疤作为一种享受，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死屋手记》里那种精细、冷峻的写实笔触，作品中把种种监狱里的画面和苦役劳动细节组合成这样一个主题，很难想象能把人的正确性歪曲到什么地步？！但陀氏在《死屋手记》里也还是倾注热情于苦难，他认为人们抛开生活去坐牢，因为生活有时比苦役更加可怕。苦役劳动居然比自由劳动还轻松些，人在苦役中的极端屈辱，跟人在“自由”时所遭遇到的比较起来，原来还不是极端屈辱。这的确令人无论是谁都会感到对生活的绝望，可想而知现实生活对人的天性歪曲到什么地步，令人感到痛心。而在《唯物主义的启示录》前两部中，我们不也听到章永磷类似的感慨吗？“回忆昨天劳动时的所见所闻，我发自内心地微笑了。”“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劳改队是天堂！”“每当劳改犯人听到他用‘婊子儿’来称呼自己，都会感到一种家庭式的温暖。”“……有家的犯人仿佛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些许的自由感……在这样的年代里，有这样一处美好的田园，又何必逃跑呢？”这种对苦役对劳改生活的自得其乐，一方面是对沙皇黑暗社会，对“文化大革命”混乱现实的烘托描写，而“家庭感”和“天堂感”与苦役劳改生活相呼应，对屈辱的玩味，对炼狱的膜拜简直到了极点。把热爱苦难当作是逃避生活的一种方式，苦难成了唯一的感觉，在苦难中玩味寻求另一种解脱，这是何其痛苦且无人道的事，一个人背负着如此之多的苦难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忏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