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力量

　　闾丘露薇《行走中的玫瑰》（上海文艺出版社）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在《中华读书报》（2005·4·13）上读到一节摘要：“我还记得自己刚刚移民到香港时，因为广东话讲得不好，我总是不太愿意到商店里买东西，因为售货员虽然面带着职业化的笑容，但是你依然可以感觉到她们骨子里面的轻视，因为他们会觉得，你是来自内地的新移民。新移民在香港这个地方，往往意味着穷，不会讲广东话，老土，总的来说，不属于这里的主流社会。”她说的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我想到十几年以前，我的一位熟朋友的经历。她是澳门生人，小学和中学是在广州读的。当然是讲一口地道的广州话。她到山西后，三十年没有回来过，有一年探亲，回广州。她说，在公交车上买票时，售票员嘲弄她不会说广州话却偏要装腔。装腔！她向我说的时候还很生气：“你说气人不气人。我讲广东话的时候她还没出生呢，真的！”可见不会说广州话不但在香港吃不开，在广州也不行。听说在许多大城市里，对于非本地方言，都有这种态度。
　　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大城市的市民先富了起来。
　　在山西，解放前有这么一句民谚：“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闫锡山是五台县人，当时官僚多出于此，故有此说。这是极端的例子，方言有了势利的意义。一般说来，它只有文化意义。文化先进的地方，则其方言也为人所接受并模仿。比如，这些年把“对不起”说成“不好意西（思）啦”，等等。前五十年或前八十年，就没人学这种腔调。那么古代有没有这种事？也有。我就想说说这一点。近日读万绳楠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其实是1948年万氏的听课笔记；史料极丰富，其中就有这方面的事。
　　南朝二百年最讲门第家世。东晋的贵族统治者是战败以后，由北方迁到江南，支持了百年；后来的宋、齐、梁几代也都是北人当皇帝，大官都是北人。所以那时说北方话表示身份高。他们贬南方话是“鸟语”。南方人也就以学会北方方言为时髦。西晋原来建都洛阳，说洛阳话，或河南、陕西一带的话，都高贵，其次，楚语，也就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北至鲁南一带的话，也比吴语更好。江南士族以能作“洛下书生咏”为荣，就是学着洛阳腔调来念书。这还好说，还有可笑的是，家里死了人，要大哭，也学北方腔调，“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那时南人把中原一带称“中国”，学“中国哭”就是学北方人的哭法。刘裕灭了东晋，建立刘宋，是南朝第一个皇帝。其实他是我们徐州一带人，说的是当时的“楚语”。《宋书》赞他“楚言未变，雅道风流”。可见他只会说徐州话，也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是“雅道风流”。这让我这个一辈子说徐州话的人，感到自豪，但我真不知道徐州话有什么好听。
　　下面说点趣事。当时人的地位取决于家世，很严格，皇上也难以改变。家世要看这个家族的官位高低，其次是婚姻关系；但是，语言也重要。据《南史·胡谐之传》载：皇上欲奖以贵族盛姻，可惜谐之家的人语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可见当时的北方方言多么重要。大政治家王导设法与南方士人联系，其中的一种方法就是同当地人用江南方言侃几句，以表亲切。还有一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有一次在宴会上，用钝重的洛阳口音朗诵诗。这事也成了佳话。后来许多人都学他的腔调去朗诵，但都学不像。原来谢安有鼻炎，声音沉闷浑浊，谁学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