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程世和教授——必背古诗文到底怎么回事
作者:不详 时间:2019/3/20 15:27:09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752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里流行着程世和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敬问温儒敏：你是否记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致“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的一封公开信》。程教授在文中指出了温儒敏教授及其主编的部编本教材的诸多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理论点以及改进的建议。有很多问题属于“复杂性问题”，不是凭借一些感性判断和道德呐喊就能解决；有些问题属于“多元性问题”，不同的群体站在不同的价值角度，往往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也有一些问题，是社会问题、体制问题，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团队能够解决的。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虽感觉很有讨论的必要，但限于阅历与知识面，不愿意给原本复杂的问题再添浑水，只想利用有限的篇幅，讲清楚一些能够讲清楚的问题。
程教授文中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追问，笔者能够感觉到程教授作为文学研究专家对语文教育的关心，也能感觉到老先生的古道热肠，特别是对“什么是真正意义的阅读”的理解，确实击中了“海量阅读”的部分要害。程教授提出的在语文课单设一门阅读课程，每周开设一两节，让孩子们无功利自由阅读一两个或两三个小时，这个建议虽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也是建设性的思路。不过我主要质疑的是程教授提出的第三点，内容如下：
在我看来，现在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沉重，主要祸根在于我们总是以种种高大上的理由不断添加这样那样的课程或内容。你主编的“部编本”教材，高中必备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是否有悖于“仁者爱人”的儒者情怀以及春风化雨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是否违背了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的“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是否存在着对“实施意见”过度化、教条化误读的问题？
第一，程教授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对于基础教育的概念或许不是很清晰，特别是对于“课程”与“教材”的概念。混淆了两个概念，就会导致发问对象的偏差。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这不是一个“教材话题”，而是一个“课程话题”，是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确定的古诗文篇目。教材是课程的载体，教材的编写需要按照课程标准提出的关于课程性质、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原则、课程评价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先有“课程”后有“教材”，这应该是一个常识。课程研制有自己的学术团队，教材编写也有自己的团队，至于两个团队是否有交叉的专家不得而知，但两个团队的负责人是不一样的。课标团队的负责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温儒敏教授属于教材编写团队。必备古诗文的增加，应该是一个由王宁教授来回答的问题（实际上王宁教授在很多场合和文章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而不应该由温教授来回答。因此，程教授文章的第一个问题是问错了对象。
第二，我们知道，价值判断和逻辑分析应该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事实本身是进行价值判断和逻辑分析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本身是靠不住的，那么价值判断和逻辑分析的可靠性也要存疑了。程教授认为部编本教材有悖于有悖于“仁者爱人”的儒者情怀以及春风化雨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过度越界行为，有“背离了培养全人的教育宗旨而可能把学生教育成不够完善或偏执的人”的嫌疑，并且认为将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猛增到72篇，是不体恤孩子疾苦的教育暴力，甚至违背了中央关于实施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和精神。对此，我认为也有必要进行条分缕析的辨析。
首先，程教授一直提到的“必背古诗文”，只是一种常识性的说法，《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准确称呼是“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必背古诗文”带有一种强制性，“背诵推荐篇目”则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要求，而仅仅是一种建议。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通俗地讲，课标中提出的72篇古诗文，未必都会选入教材，更不一定会作为考试大纲的“必考篇目”成为强制性背诵的篇目。而且，高中学生的背诵任务不是依据“课程标准”而是“考试大纲”，今年的考纲规定的背诵篇目是64篇，包括初中背诵篇目。单纯从考试的意义上讲，高中学生的背诵任务并不重。
其次，程教授认为的“不体恤孩子疾苦的教育暴力”的结论主要来自“从14篇猛增到72篇”这个事实。问题是这个事实是不存在的，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加以辨析、澄清。但为了让文章更清晰在，在此再重复澄清一遍。“14篇”究竟从哪里来？直接的说法当然是官方的结论，是教育部相关发言人自己说的；间接的来源则是2003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原文如下：
关于诵读篇目提出如下建议：先秦散文，如荀子《劝学》、庄子《逍遥游》等；唐宋散文，如韩愈《师说》、杜牧《阿房宫赋》、苏轼《赤壁赋》等；《诗经》，如《氓》等：楚辞，如《离骚》等；唐诗，如李白《蜀道难》、杜甫《登高》、白居易《琵琶行》、李商隐《锦瑟》等；唐宋词，如李煜《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等：白话诗文，由教科书编者和任课教师推荐。
这段话中一共提到了14篇作品，这也就是程教授以及其他人认为的“14篇”的出处。经验中的高中语文，怎么可能只需要学生背诵这区区14篇作品呢？而且，2003年的课标只是以上述文段中的14篇作为推荐的代表性的文章，因为在每一类的后面还有一个“等”字。这就说明，2003年的课标其实推荐了不止这14篇文章（诗词），而是以这14篇作为例子，来强调诵读的重要性。因为先秦散文、唐宋散文值得诵读的、应该诵读的绝对不仅仅是荀子《劝学》、庄子《逍遥游》、韩愈《师说》、杜牧《阿房宫赋》、苏轼《赤壁赋》这几篇文章。相信程教授也不会认为，仅仅诵读这14篇东西就算完成了高中阶段的诵读任务。还有，2003年的课标最后明确指出“白话诗文，由教科书编者和任课教师推荐”，这就意味着白话文不是不需要背诵，而是需要由教材编者和教师来推荐。这一点也暗示，程教授所说的“过度越界”问题也不存在。
既然原来的“14篇”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数据，那么真正的篇目数字是多少呢？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涉及到是不是“猛增”的问题，也涉及到程教授提出的一系列的结论。但原来的准确数字确实没有，这就需要进行学术考证，这就要从2001年说起（或者更早时候）。2000年1月31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加快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步伐，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在这个教学大纲的“附录二”中，明确规定了古诗文背诵篇目为70篇，其中古文20篇，诗词曲50首。这个数字与2017年的72首基本持平。如果说现在的“72篇”是“不体恤孩子疾苦的教育暴力”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的70篇也应该是一种“教育暴力”吧，只可惜当时的人没有提出来。
我们知道，2002年以前，高考的时间一般是每年的7月7日至9日，但从2003年起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这个时间一直维持到现在。为了配合这个改革，2002年，教育部又修订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经审议通过后正式发布《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的内容包括了文言实词虚词以及古诗文背诵篇目，即推荐背诵的古诗文从70篇减少到40篇,附录中的“常见文言词”部分,实词从150个减少到120个,虚词从18个减少到15个。古诗文40篇包括古文10篇，诗词曲30首。第二年即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没有在附录中具体说明背诵篇目的数量和具体内容，只是用上文中那段话阐述对古诗文诵读的建议。我的推测结论是，为了维持背诵篇目的稳定性，2003年的课标应该是延续2002年的教学大纲， 2002年的大纲是因为特殊原因才对2000年的大纲进行修订，如果2003年再次改动必背篇目的话，肯定会引发较大的争议。因此，我认为2003年的课标的必背篇目不是14篇而是延续2002年教学大纲中规定的40篇。也就是说，推荐背诵篇目的变化轨迹是：2000年的教学大纲规定的背诵篇目是70篇（首）；2002年减少至40篇（首）；2003年的新课标没有明确指出具体的数字，而是14篇作为例子，我推测应该还是延续40篇的数字；2017年增至72篇（首）。
或者说，2000年左右的高中学生，本身就需要背诵70篇古诗文，2017年只是恢复到了2000年的数量，虽然比2002年的大纲翻了一番，但即使如此，对“猛增”的界定依然是很模糊的，翻了五倍是猛增，翻了一倍是不是猛增呢？这实在太难界定。程教授质问“有没有想过让课业负担早就沉重无比的高中生在三年内完成72篇背诵任务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并且以自己为例说“作为一个从事古典文学教学达三十年之久的高校教师，我都无法背下这72篇”。我想说的是，程教授从事古典文学教学30年，真的背不下来这72篇吗？即使程教授、温教授和其他部委同志都背不下来，这也不能作为高中学生不需要背诵72篇的依据。至于高中学生究竟要背诵多少古诗文，这需要经过调查论证，笔者也不好说多少篇为宜，至少我个人认为14篇太少了。当然，如果说要求学生背诵的篇目越少越能体现仁者情怀和春风化雨的人文精神的话，那干脆不要让学生背诵了。
再次，程教授在文中提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义阐释，而不在于大量背诵古诗文篇目”以及“古诗文名篇的遴选必须精之有精，可以有量的要求但决不能过量”，我非常赞同。但是他接着说：
你们选定的72篇而言，其中有不少抒发的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仕途失意以及男女之情不得实现等人到一定阶段才可能有的人生慨叹，实在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提前”学习甚至背诵它们。除此而外，像李密《陈情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欧阳修《五代伶官传序》、苏洵《六国论》等篇目，文字或朴质或深奥，内容也远离学生实际，难以对学生产生亲近感。
如果按照古诗文内容是否贴近学生实际以及是否和学生有亲近感的标准，那么这72篇几乎都脱离了学生的实际。现在三四岁孩子背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一定贴合实际吗？一定能理解“低头思故乡”的含义吗？是不是背诵这些故事就没有任何意义，一定要让孩子有了思乡之情之后采取背诵或学习？程教授作为从事古典文学教育30年的老专家，怎么会有如此观点呢？学生该不该学习、背诵语文篇目，贴合实际应该是一个指标，但绝不是唯一的指标。至于“《陈情表》《谏太宗十思疏》《六国论》这类作品，应该成为公务员考试或在职公务员考核的必背篇目，不应成为中小学生必须死记硬背才有可能背过的必背或建议背诵篇目”，只能是程教授的一家之言了。
最后，程教授以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文件为依据，批判古诗文背诵的问题，我本人表示难以接受。原本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如果以国家文件为依据进行评判，那就没有辨析的必要了。程教授认为古诗文诵读篇目从14篇增至72篇“带有‘大跃进’的遗风余毒”，无异于“扣帽子”，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有违学术讨论的精神。至于程教授提出的“我们在落实这一‘实施意见’时，就应齐头并进，既对中小学生提出背诵古诗文要求，也要对大学生、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背诵古诗文要求”。我想这不是温儒敏教授有权限解决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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