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训机构，该怎么管

　　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是今年教育部的重点工作，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为什么各种培训班屡禁不止？为什么孩子们的负担总是减不下来？整顿校外培训机构，不是一场“运动式”的行动，关涉教育结构的深层次改革。依赖社会各方面、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才能从消除社会根源着眼，逐步、稳妥、渐进地扭转“校外培训乱象”。
　　校外培训的洪流是怎样汇聚而成的
　　一段时间以来，各级部门出台了系列严格规范校外培训的治理政策和行动，较好地遏制了占坑班、超时超难培训、培训机构携款跑路等难题。然而，由于相当数量的中小学生依然在参加校外培训，切实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治理目标并未完全实现。校外培训不规范、挤占大量课余时间，其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实现家、校、社协同，特别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同。
　　校外培训屡禁不止，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主阵地未能发挥好作用。资深教育家顾明远先生甚至惊呼：“培训机构正在代替学校”“不能任由培训机构‘绑架’学校。”学校教育作为教育主阵地，特别是知识教育主阵地功能有所弱化，从知识学习的时间、难度和环境营造上，向家庭教育和家长转嫁了太多压力。
　　一方面，学校教育的时间安排与家庭教育存在错位。下午3点半放学的政策设计，其初衷是让学生们获得充分的体育活动、自主学习和游戏的时间，而如果在职父母下午5点半下班，父母要接到孩子进行家庭教育，至少存在两个小时的时间空档。不少家庭为此不得不用“校外培训”来弥补。
　　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教学的难度和强度不适应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特别是对学生的能力考察要求。随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传统考试对学生知识记忆、重复和再现的考察，逐步被理解、记忆和综合运用能力所取代，而这显然需要学生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掌握更有效的学习方法，也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环境与基础设施要求。
　　比如，在运算知识的考察上，不再是简单的要求学生计算8+4=？的结果，而是通过情景来考察：“妈妈做了美味的蛋挞，小明吃掉了4个，还剩8个，请问妈妈一共做了多少个蛋挞？”不得不说，这样的考察形式契合数学思维和数学运用能力的学习要求，是教育观念转变、教学方法和水平的提升。这其中，读懂题目、能理解每一个词语，也是对家庭教育的考察。小学一年级的儿童可能不认识“蛋挞”和“剩”的含义，这需要教师或家长读题、加强课后阅读来解决。
　　此外，部分家庭的知识教育配合能力弱，家长学历不高或工作繁忙。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校外培训，包括以“应试”导向为主的学科辅导培训。放下工作养不起孩子，拿起工作陪伴不了孩子，是不少城市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现实处境。一些家长即便努力兼顾子女的家庭教育，居家工作或把孩子带到工作场所看管，但因为子女没有独立的、安静的学习场所，面临明显的空间冲突。
　　就学校教育来说，部分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够。“不允许在职在编教师参与有偿补课”的政策立意是为了遏制“课堂不教课外教”乱象。然而，由于教师队伍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不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质量提升需求，部分年长、高职称临退休教师缺乏改革教学方法的积极性，中青年教师奋战在教学一线，收入受制于职称，评优的指标和名额也稀缺，使得部分师德有缺的教师“课堂不教课外教”。
　　此外，难免有部分学生跟不上学校正常教学进度，产生了“补差”的市场需求。江苏省某大型学科培训机构负责人预测道，在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的政策背景下，未来的校外培训市场将是个体教师作坊式培训，即以住所为教学空间，针对差学生开展补课培训，与大型培训机构并存，而中小型、欠规范运营的培训机构愈加难以生存。
　　校外培训屡禁不止，家长教育观念失之偏颇也是重要原因。比如，国家出台了关于发展体育、美育的系列政策文件，有的家庭就开始报跳绳班，一分钟跳120个，达到满分要求了还不满足，要求孩子一分钟跳到150个、160个、180个……一年级的孩子，钢琴考级三级甚至五级六级都不够，还要参加各类比赛……总之就是要“最厉害”“第一名”。更不要说是超前学、超难学，为此不惜投入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以上的培训费。父母的期待压制了孩子的自我期许与愿望，攀比、从众等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最终汇成校外培训洪流。
　　学校教育、校外培训和家庭教育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规范校外培训重在推进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同。毕竟，是否选择、如何选择校外培训，终究依赖于家长的“理性”选择。如何让其真正理性，需要学校教育归位，也需要家庭教育归位，各在其位，协力育人，才能真正实现多样化的素质教育，也才能真正建立起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周秀平）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专职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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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遏制校外培训泛滥需做好校内加法
　　最近几年，中小学培训领域可谓快速崛起。2015年，好未来市值不足50亿美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其市值已达429亿美元。2016年，长期以出国留学考试辅导为主的新东方，占比第一的业务也变成了国内中小学培训。
　　与此同时，在线中小学培训成为投资的风口，一轮又一轮投资涌入，各种辅导班广告频繁在许多重要场合与媒体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超过100亿元估值的校外辅导机构至少超过了8个。
　　培训机构的崛起，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引发了舆论热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不乏相关培训机构过度市场化，焦虑营销、过度营销等原因。不过，在对校外培训机构加强治理力度的同时，也需要多反省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校内不适当的减负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做好校内的加法，最大程度在校内满足多样化与更高质量的教育需求。
　　培训机构的收入是家长排队交钱“堆”上去的，不是谁命令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其“满足”了家长与孩子的教育需求。
　　各种调查都表明，在不少城市中，中小学生到校外辅导班上课的比例普遍较高，几乎成了“刚需”。这一现象说明校内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其中的核心，就是一刀切的减负政策导致“校内减下去，校外加出来”。
　　“三点半现象”就是其中的典型。我们希望孩子们学业负担轻一点，少一点，下午3点半全部放学。这样的规定，不仅不能满足一些更高、更多元教育追求的需要，也给家长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下午3点半时仍在上班，家里又无人接送照顾孩子，于是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班成了主要选项之一。一位家长就曾无奈地说：上培训班总比去游戏厅强吧？
　　减负，是要减去不必要的、多余的负担，而不是都要减、都必须减。不加区别地减负，可能会产生更多问题。要认识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对负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负担首先是一种心理感受：喜欢玩游戏，三天三夜也不会觉得是负担；不喜欢学习，10分钟都是负担。从绝对负担的角度来说，任何对自己有高期望值的人，负担都是重的，这不会因教育制度或者教育理念不同而不同。
　　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姆斯曾经写过一本书《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么炼成的》，书的第一章就记录了惠特尼中学一个高三女生有代表性的一天：喝4杯咖啡，睡4个小时，考4.0的GPA。而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对自己有非常高的期望和追求。我认识一些在美国最好中学就读的中学生，对他们而言，学习到后半夜再睡觉是家常便饭。但区别是，这些都是孩子们自觉自愿的，没有人逼他们。从绝对负担角度来讲，这些孩子的负担应该超过了大多数中国学生。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没有道理非要规定一些有更高追求的学生只能学多少、禁止多学。“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是吃苦耐劳，是自强不息。对于这部分学生，我们应该给的是鼓励，是多提供学习的机会，而不是一味减负。
　　第二，需要承认一个现实：受国情和文化影响，中国家长普遍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也抱有较高期许。这一特点，不完全受教育制度影响。比如，在纽约，伴随华人移民的增多，以当地中考与美国“高考”为核心的辅导班也开始大幅增长，而且主要开设在一些华裔聚居区。
　　客观来讲，这一特殊文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扰，比如容易造成教育功利化等问题，但从积极的角度看，重视教育也是一个良好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一追求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因此，对于一些自身有更高期望的家长与孩子，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负担减下来。一刀切减负的结果，只能是这边减下去，那边加出来。
　　第三，还需要认识到，每个学生的情况和需求不同，因材施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在减负的过程中，需要筑底，即降低不合理的、过高的基本要求，但不应封顶，否则只能把有更高追求的孩子挤到校外，也不利于国家拔尖人才的培养。
　　美国公立学校要求普遍较低，甚至会出现较多不及格、不能毕业的现象。但同时，美国的中学里也有“天才班”，也有覆盖全美的“大学先修课程”（AP）。大学先修课程在中学开设，目的就是给学有余力的中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因材施教是最基本的教育规律，对超纲学、超纲教等严格设限、一刀切的规定，无法真正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因此，需要调整校园减负一刀切的做法，让校内教育最大程度满足不同的教育追求。如此，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把课外的需求降下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课外辅导班泛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