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读卡夫卡，仅仅因为尊重他

    我不读卡夫卡，仅仅因为尊重他。
    对于友人为卡夫卡整理出版遗稿一事，我始终心存疑问。在遗嘱中，卡夫卡明确要求友人毁掉他的手稿，已发表的也禁止再版。遗嘱是什么？如果说死亡是一个人的告别演出，遗嘱就是它精短的台词。它是一个人一生的浓缩，简洁，然而深刻；朴素，然而庄严。立遗嘱者已经脚踏此生与后世的门槛，他的话闪烁着另一世界的光辉。因此，遗嘱是神圣的，后人最好不要违背，古话说“人死为大”，也是此意吧。友人当然是出于好意，然而，他理解卡夫卡吗？假如卡夫卡还活着，看到他作品流行的盛况，是欣慰地微笑，还是更深地叹息？
    从我对卡夫卡有限的阅读中，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思考大于行动的人。他深谙了现实的黑暗，但内心还缺少更强大的光束来穿透黑暗，抵达澄明。我们经常说卡夫卡揭示了20世纪人性的真实，然而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他把黑暗的一面极端地放大了。我不相信浪漫主义的单纯，但也不相信人性就是完全的黑暗。其实卡夫卡也不相信。他的遗嘱流露出他的忧虑：他不知道他写的是否真实，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说实话，我读《城堡》，感觉特别糟糕，读完了万念俱灰，仿佛有个人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世界没希望了，咱们自杀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卡夫卡是一个真诚的人，不愿意欺人自欺。由此我想到鲁迅的忧虑。他总觉得自己的思想“太黑暗”，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不敢轻易袒露心迹，怕玷污了青年纯洁的头脑。正是在这种深深的忧虑中，我们看到了他们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良知：他们要为自己的作品，为作品的每一句话负责，不是确定无疑的东西，宁可不拿出来。对一个严肃作家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他的作品，他不会拿作品当儿戏。我想，卡夫卡这样真诚而严肃的作家，自知来日无多时，所考虑的显然不会是死后的名声，而是自己的作品是否有益于后人，自己能否问心无愧。而事实上他对自己的作品没有把握，不知道它们意义何在，更怕它们贻害后世，给他的灵魂涂上污点。所以他才那么坚决地要求毁掉所有手稿，已发表的也禁止再版。
    然而人们没有理解卡夫卡的良苦用心。他们背叛了卡夫卡。我们出版他、宣传他、阅读他、研究他……他所创造的那个梦魇般的世界，像一团刺目的黑暗在地球上迅速蔓延。我们视他为英雄，奉他的作品为圭臬，把他自己都还不太相信的东西当作真理。文学青年们更以他为楷模，学习他的荒诞、焦虑、绝望，他的骨瘦如柴，他的神经质，他的咳嗽和肺结核。他的声名如日中天，读者们硬着头皮啃下去，也不管晚上是否做噩梦。卡夫卡若有机会重游世间，看到此情此景，不知会作何感想。他曾说：我的手杖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他的愿望一个个破灭，连最后的愿望——他的遗嘱，也未能实现，反而粉碎得更彻底。依我看，这才是卡夫卡一生最大的荒诞。
    作家的作品是否发表，何时发表，怎样发表，是作家的事，别人无权干涉。作品的发表也是作家创作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体现着作家对作品的整体态度，许多作家千辛万苦写出作品，又把它们付之一炬。这一般是创作态度比较严肃的作家，他觉得他的作品品质低下，或倾向恶劣，担心它们有损自己的清誉和人格。我们不能压制作家发表作品，但也不能强迫作家发表作品，就像我们不能禁止别人说话，而别人想保持沉默时，我们也不能撬人家的嘴巴。卡夫卡临死的时候并不疯狂，他的遗嘱是清醒的，能充分反映他的意志的，我想我们还是照办为好。让他疲惫不堪的灵魂歇一歇吧。
    对生前遭遇不幸的艺术家，我们总想有所补救，这当然是好意，但也应视情况而定，首先要尊重艺术家本人的意愿。诗人戈麦自杀前，把装有诗作的书包扔进厕所。我想他一定对自己的诗作厌恶到极点了吧。不幸的是仍然没有逃掉，人们把他的诗作打捞上来，整理、出版、纪念，一时间沸沸扬扬。对戈麦而言，是荣耀，还是讽刺？我们应当知道，卡夫卡不是凡·高，凡·高自杀前把画作委托给弟弟；戈麦也不是海子，海子在遗嘱中把作品托付给骆一禾。他们都对自己作品的价值和道德倾向坚信不移。卡夫卡和戈麦不同，他们对自己的作品深怀恐惧，情愿它们与自己一起湮灭。他们不希望英名长存，只希望能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地离开这个世界。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做到。
    所以，我不读卡夫卡。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微笑——这个太忧郁的人，好像从来都没有笑过。那些热衷卡夫卡的人，看到的也许只是他更加忧郁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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