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对手在哪里？

　　
　　人皆称孔子为圣人，孟子为亚圣，之所以称孟子为“亚圣”，不是没有道理的。
　　孟子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准备将自己的思想卖给帝王家的，犹如孔子一样“沽之哉，沽之哉”，但却没能卖出去。但他却明知卖不出去，还在那里拼命地叫卖，可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故说他为“亚圣”是不为过的。做圣人是不容易的，人家称你为圣人，当然是好味道，然要身体力行，却难。盖因了圣人之道曲高和寡，走遍流水之高山，知音难觅。孟子就没能寻得一个知己。
　　圣人厚道。像孔子就是如此。为了行仁义，忘记自己的一切得失。孟子是孔门之后子思的门生一系，当然也行儒道，我们说他行的是“王道”。王道应该说是最高的政治哲学与境界了，一旦行了王道，一国之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故孟子奉了一贯的主张“王道精神”，去各国游说。孟子去见了齐宣王，齐宣王应该说不是个暴君，人也坦率。对孟子亦算尊敬，把他养在宫里，好衣好食待之。一有空便同孟子聊天。当然，他们聊的大多是政治方面的事情。一聊天，孟子就同他谈自己的“王道”，就像一位推销员，一逢机会就推销自己的产品。无奈齐宣王像多数国君一样，只顾近利不思远谋。当时，诸子百家兴起，如纵横家、兵家等等均游走诸国，说动诸国君主，像秦国用了商鞅，富了国强了兵；楚、魏用了吴起，战胜了弱国；齐威王和齐宣王用了孙膑、田忌之流，国势大盛。那些人动用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诸国国君，并让该国国君马上看到了利益。那是个讲究“合纵连横”的年代，是苏秦挂六国相印的鼎盛时期。而孟子行的是“王道”，他讲唐、虞、三代之德，尽管道理很足，但离现实太遥远了。孟子讲的一套东西全是至理玉言，听起来是一首动听的音乐，看起来是一幅美妙的图画，然要行起来却难于上青天。故那个齐宣王，尽管听他讲王道，但总被他说得不耐烦。齐宣王有不少缺点，在孟子看来，这些缺点都可以变为优点。譬如齐宣王好乐，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一国之君岂能好乐？你好乐了，就会影响到全国人民，这是有教化作用的，故好乐是要不得的。孟子却不以为然，他说只要与民同乐，何乐不可？弄得齐宣王没办法。孟子再以大道理去说动齐宣王，齐宣王不想听，便故意说自己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一点不惊讶，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呢？《诗经》里说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尚书》里也说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武王之勇也。孟子转而说到齐宣王身上，说：“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齐宣王是想避开孟子的“王道”的，谁知又被他挟到“王道”上去。但他不想就此罢休，就像打太极拳一样，要把孟子的王道推开去，于是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损”自己：寡人有疾，寡人好货。货即财富。齐宣王在说这句话之前，孟子提到了周朝的王道政治，说那时的社会福利事业非常成功，认为：鳏、寡、孤、独这四种人，是社会上最困苦无依的人，文王时，凡是仁政爱民的措施，一定会先顾及到这些人，使他们得到利益。要照顾好这些人是要拿出钱的，齐宣王不想按孟子的意思去做，便故意说我有病我好货，意思是我小器我不想拿出钱。孟子一点也不以为意，说您好货有啥关系呢？《诗经》里说了，以前公刘也好货，但能推己及人，与民同好货。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算什么好货呢？应该好货得对呀！
　　齐宣王一心想摆脱孟子的“王道”教育，然又摆脱不掉，有点恼了，但又不便发作，就再损自己：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这一下你孟老先生可以转身走了罢？我好色还吓不倒你？如果这样被吓倒，就不算是孟子了。孟子不但没走，反而说：“好色好啊，这有什么关系啦？《诗经》里不是说了么，文王的祖父???太王也有好色的档案。那一年太王为避狄人的攻击，带着外国太太姜女来到岐山察看地形。按理说这是多么的不对，你只管自己带了太太逃走了。其实不然，那时，太王国境之内，家家户户都是成双成对的，每个家庭都很美满。那是因为太王把好色之心推而广之，使全国的百姓都有美好家庭，这岂非是大好事！故孟子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既然齐宣王如此不肯合作，孟子可以死心了。但圣人行道总是千挫百折而不休。他仍然耐心地希望奇迹出现，还向齐宣王打比喻：“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之，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你谈别人可以，怎么谈起寡人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但齐宣王忍下了，当然，脸色比以前冷得多了。孟子尽管还是不时地同他谈政治，但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得整理行囊离开了齐国。孟子又到了魏国，见了梁惠王（即魏惠王）。梁惠王并没有齐宣王对待孟子那样的好态度，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就居高临下地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瞧，一开始，梁惠王就对孟子不尊重：老头子（或者说老先生）啊，你不远千里来到我国，带来什么利于我国的计策呀？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好了，孟子又要对梁惠王讲他的“王道”了，而这个梁惠王是没有太好的耐心的，他只要看到眼前的利益。你说的话能马上带给我利益我就听你，否则，请免开尊口。可怜孟子，为了他的“王道”，根本顾不上自己的自尊心，还是继续他的“王道”说教，一遍又一遍，一套又一套地说给梁惠王听，梁惠王并不感兴趣，而他自己的兴趣不减，仍旧说，说，说。结果，梁惠王似乎感了点兴趣了，可惜梁惠王死了，新的皇帝即位了。新即位的皇帝叫梁襄王，这位梁襄王给孟子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国君，而且对他根本没有必要的尊重，甚至不打招呼，连老头子都不叫一声，突然间毫无礼貌地问道：天不恶乎定？就是怎么定天下？他比梁惠王更实际更直接更露骨，意思是你废话别说，只要告诉我怎么定天下就行了。孟子虽然告诉了他许多至理名言，但这位“望之不似我君”的梁襄王根本听不进，即使听进去了也不想去实施。原先那位梁惠王虽然谈不拢，至少还可以与之谈。现在这位新王，连国君的样子都没有，看上去吊儿郎当的一副公子哥儿的派头，与他谈享乐可以，谈政治，没劲！故孟子只好卷铺盖走了。没有对手，终是一局空棋。没有好的皇帝，你到哪里去讲什么王道！罢罢罢，还是走吧。
　　孟子与孔子都信奉自己的理想，并为这个理想奋斗终身而不改其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真圣人也！如果他也像苏秦、张仪、邹衍等人那样，为了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去作一些长短之说，循着君主们的意图去获取短暂的利益，那么，孟子也就不成其为孟子了，根本就算不上圣人！
　　做圣人难，不是有人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么？许多人欲做圣人，却不成功。心里苦闷得不行，便借酒浇愁：作什么圣人啊！还是安安耽耽地喝酒吧！只有在壶中乾坤里，方能一醉方休！这比作圣人舒服得多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