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说浅论
“境界”原为佛学上的术语,文论家借以论文学,在我国古典文论中早已有之。但对其作鞭辟入里分析的,则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官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入民国,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初治哲学文学,晚年治殷墟契文,名重中外。生平著述合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传世,共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内容精博。《人间词话》是王氏最著名的文艺批评论著之一,倡“境界”,主自然,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文学于一炉,成一家之言。虽为论词而作,却旁通众艺,见解精到并有所创新,在中国近代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王国维的“境界”(或“意境”)的具体涵义
《人间词话》里,谈到境界的有十多条。单言之则称“境”,重言之则称“境界”,换言之又称“意境”,在谈论艺术作品的时侯,王国维把“境界”和“意境”作为一个概念,可以同义互用。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可见,“真景物、真感情”是王国维给“境界”作的解释。那么,什么是“真景物、真感情”呢?他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氏还认为好的“境界”又须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
综上所述,可知《人间词话》中所谓“境界”,就是有真切的感情,有生动、鲜明画面的主客观统一的艺术形象,具有耐人寻味的魅力,富有美感,是现实生活经过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理想与现实,情与景,意与辞,内容与形式,明朗自然与含蓄凝炼等或主或从,相辅相成或相对相承诸因素的和谐统一体。由于文学艺术具有“在个别中呈现一般”的特点,所以能在有限的“境界”中,引起读者的无限联想和想象,给人以艺术的感染力。
二、王国维“境界”说的贡献
第一,要求创作“语语都在目前”的“不隔”的境界;要求“其言情也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的“真景物、真感情”;要求写出象“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那样鲜明生动的情和景;要求抒发“血书式”的真切感情。这些,都强调词应该有真挚的感情与生动的形象,符合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
真实是诗词的命脉,也是一切艺术的命脉。没有真实,哪里有情景交融的佳句,哪里来动人的艺术呢?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未免失诸空泛。因为这话只有在一定前提下才正确,就是这些真景物、真感情必须和人民和时代融为一体,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但在二十世纪初叶,王国维提倡真实的文学,反对虚伪的文学,不能不说是含有天才的真知灼见。
第二,在“写境”的议论里,接触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而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讲得很精辟。当时“理想派”和“写实派”的区分已成常识,而王氏的独到之处,是在讲两派的区分时,特别强调指出这两派的互相联系和互相渗透。这对于防止人们把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分绝对化,是有好处的。尤其是他的那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现实与理想的关系,简明地道出了个中的复杂情况,确属高明见解。
第三,王国维论“有我这境”、“隔”与“不隔”、“以景寓情”、“物我一体”等等,就其艺术境界来说,诚然是从主客观统一的观点出发的,并且偏重于“情”。抓住了抒情作品的特点。情景交融一直是我国文论史上所肯定的优良艺术传统,但过去的学者往往多以艺术手法方面加以肯定,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王氏却能够从主客观统一论出发,从创作方法与境界构成的关系着眼,把它看成生动的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确为精到。
第四,从理论上讲,他的“境界”比“兴趣”、“神韵”、“性灵”、“气质”、“格调”等等美学标准,无疑是更为具体、明确、全面,也更接近艺术美的实质。根据这些标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词人提出的艺术要求,有时是值得借鉴的。
三、王国维“境界”说中的糟粕
第一,“境界”说中的唯心主义倾向。《人间词话》要求词人保持“赤子之心”,“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为了抒发真性情,“不必多阅世”。这些,都是把词当做纯粹的主观感情的表现。“境界”说虽关联着现实,但他所理解的现实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在广度和深度上是有很大出入的。同时,由于他深受尼采、叔本华等哲学与美学思想的影响,世界观方面的严重局限使他无法摆脱唯心主义思想的羁绊。
第二,境界说中的“人性论”。王国维把“真景物、真感情”作为有无境界的标志,是超时代、超阶级的。在我们看来,“境界”不是抽象的,是受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的制约的,孤立地去判断境界的真与不真,是不妥当的。苏轼、辛弃疾的词,之所以在词史上大放异彩,就是因为他们的词所显示的境界不是一般化的抒情写景,而是打下了特定的时代烙印。
第三,“境界”说中的形式主义观点。王国维忽视文学艺术的思想内容,把艺术标准看作是评价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最高标准,片面强调艺术性,很少讲思想性。“境界”多从语言技巧方面着眼,这是片面的,形式主义的。用王氏的观点去评价作品,必然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例如:他评周邦彦的词“精工博大”、“词中老杜”。从词的发展来看,周邦彦是形式主义,格律词派的开山人物。而王氏却把他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相比,正是从形式主义的美学观出发的,实欠公允。
总之,“境界”说中所体现的唯心主义倾向,“人性论”、“天才论”和形式主义是相互关联的,而这些又是与其早年所接受的哲学思想,其清朝遗老的阶级立场和采用旧诗话的批评方式等方面分不开的,我们必须予以批判。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一种精华和糟粕并存的文艺理论。但它对于文艺特殊规律的探索,有着不可抹杀的贡献。无论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上,还是在对创作技法的主张上,都具有独到的见解,把我国古典传统的意境理论推上了高峰,不仅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古人,弥补了当时“诗界革命”的不足,而且成为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过渡的桥梁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有益的成分,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文章评论
共有 0位用户发表了评论 查看完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