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说浅论

　　
　　
　　“境界”原为佛学上的术语，文论家借以论文学，在我国古典文论中早已有之。但对其作鞭辟入里分析的，则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官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入民国，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初治哲学文学，晚年治殷墟契文，名重中外。生平著述合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传世，共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内容精博。《人间词话》是王氏最著名的文艺批评论著之一，倡“境界”，主自然，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文学于一炉，成一家之言。虽为论词而作，却旁通众艺，见解精到并有所创新，在中国近代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王国维的“境界”（或“意境”）的具体涵义
　　《人间词话》里，谈到境界的有十多条。单言之则称“境”，重言之则称“境界”，换言之又称“意境”，在谈论艺术作品的时侯，王国维把“境界”和“意境”作为一个概念，可以同义互用。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可见，“真景物、真感情”是王国维给“境界”作的解释。那么，什么是“真景物、真感情”呢？他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王氏还认为好的“境界”又须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
　　综上所述，可知《人间词话》中所谓“境界”，就是有真切的感情，有生动、鲜明画面的主客观统一的艺术形象，具有耐人寻味的魅力，富有美感，是现实生活经过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理想与现实，情与景，意与辞，内容与形式，明朗自然与含蓄凝炼等或主或从，相辅相成或相对相承诸因素的和谐统一体。由于文学艺术具有“在个别中呈现一般”的特点，所以能在有限的“境界”中，引起读者的无限联想和想象，给人以艺术的感染力。
　　二、王国维“境界”说的贡献
　　第一，要求创作“语语都在目前”的“不隔”的境界；要求“其言情也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的“真景物、真感情”；要求写出象“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那样鲜明生动的情和景；要求抒发“血书式”的真切感情。这些，都强调词应该有真挚的感情与生动的形象，符合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
　　真实是诗词的命脉，也是一切艺术的命脉。没有真实，哪里有情景交融的佳句，哪里来动人的艺术呢？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未免失诸空泛。因为这话只有在一定前提下才正确，就是这些真景物、真感情必须和人民和时代融为一体，必须与时俱进，必须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但在二十世纪初叶，王国维提倡真实的文学，反对虚伪的文学，不能不说是含有天才的真知灼见。
　　第二，在“写境”的议论里，接触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而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讲得很精辟。当时“理想派”和“写实派”的区分已成常识，而王氏的独到之处，是在讲两派的区分时，特别强调指出这两派的互相联系和互相渗透。这对于防止人们把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分绝对化，是有好处的。尤其是他的那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关系，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现实与理想的关系，简明地道出了个中的复杂情况，确属高明见解。
　　第三，王国维论“有我这境”、“隔”与“不隔”、“以景寓情”、“物我一体”等等，就其艺术境界来说，诚然是从主客观统一的观点出发的，并且偏重于“情”。抓住了抒情作品的特点。情景交融一直是我国文论史上所肯定的优良艺术传统，但过去的学者往往多以艺术手法方面加以肯定，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王氏却能够从主客观统一论出发，从创作方法与境界构成的关系着眼，把它看成生动的文学形象的基本特征，确为精到。
　　第四，从理论上讲，他的“境界”比“兴趣”、“神韵”、“性灵”、“气质”、“格调”等等美学标准，无疑是更为具体、明确、全面，也更接近艺术美的实质。根据这些标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词人提出的艺术要求，有时是值得借鉴的。
　　三、王国维“境界”说中的糟粕
　　第一，“境界”说中的唯心主义倾向。《人间词话》要求词人保持“赤子之心”，“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为了抒发真性情，“不必多阅世”。这些，都是把词当做纯粹的主观感情的表现。“境界”说虽关联着现实，但他所理解的现实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在广度和深度上是有很大出入的。同时，由于他深受尼采、叔本华等哲学与美学思想的影响，世界观方面的严重局限使他无法摆脱唯心主义思想的羁绊。
　　第二，境界说中的“人性论”。王国维把“真景物、真感情”作为有无境界的标志，是超时代、超阶级的。在我们看来，“境界”不是抽象的，是受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的制约的，孤立地去判断境界的真与不真，是不妥当的。苏轼、辛弃疾的词，之所以在词史上大放异彩，就是因为他们的词所显示的境界不是一般化的抒情写景，而是打下了特定的时代烙印。
　　第三，“境界”说中的形式主义观点。王国维忽视文学艺术的思想内容，把艺术标准看作是评价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最高标准，片面强调艺术性，很少讲思想性。“境界”多从语言技巧方面着眼，这是片面的，形式主义的。用王氏的观点去评价作品，必然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例如：他评周邦彦的词“精工博大”、“词中老杜”。从词的发展来看，周邦彦是形式主义，格律词派的开山人物。而王氏却把他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相比，正是从形式主义的美学观出发的，实欠公允。
　　总之，“境界”说中所体现的唯心主义倾向，“人性论”、“天才论”和形式主义是相互关联的，而这些又是与其早年所接受的哲学思想，其清朝遗老的阶级立场和采用旧诗话的批评方式等方面分不开的，我们必须予以批判。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一种精华和糟粕并存的文艺理论。但它对于文艺特殊规律的探索，有着不可抹杀的贡献。无论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上，还是在对创作技法的主张上，都具有独到的见解，把我国古典传统的意境理论推上了高峰，不仅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古人，弥补了当时“诗界革命”的不足，而且成为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过渡的桥梁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有益的成分，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