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的控诉，无望的期望——再读《捕蛇者说》

                      
　　初读《捕蛇者说》，那时上初三。《捕蛇者说》究竟所云何是，不甚清楚。时过八年，其内容也几乎遗忘殆尽，惟有“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的“异蛇”还残存记忆之中——大概是生来对蛇的敏感吧。现已站上讲台的我，再次捧读起《捕蛇者说》时，忽顿觉字字是凝重的血，声声是沉痛的泪，令人沉思无限。
   点击唐中期的苛税制度
   蒋氏自述自家三代居住在永州以“六十岁矣”。 这里的“六十岁”是说六十年，即唐玄宗天宝中期至唐宪宗元和初期（746—810）这段时间。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唐王朝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先后发生过“安史之乱”，对吐蕃的战争等，加之唐中期土地兼并盛行，唐朝的授田法遭到破坏。为了支付各项浩大的开支，朝廷随意增加税收，随意增设税收官，巧立名目，多立名目，使人民不堪重负。七八零年，唐王朝实行赋税改革，颁布了新法令，规定：国家按支出的需要定出征税数额，按个人资产、田亩多少应纳国税数额。并明文规定“敢在两税之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新的法令看似公平，好象从百姓实际出发，实则是欺骗百姓的手段而已。百姓不可能从中受益，真正得到好处的只能是封建国家和地主。他们或是得到随时扩大税收的便利，或是任意进行土地兼并的便利。事实如陆贽所言：“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　加税时还谎称“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然则“息兵已久，加税如初”。新的税制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村景象更凋敝，农民生活更窘困。由此可见封建的税收并非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对民脂民膏的搜刮，敲骨吸髓的剥削。难怪柳宗元感叹：“呜呼！熟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惨绝人寰的流亡图
　　读罢此文，一幅流亡图始终萦绕于脑际，怵目惊心。只见一群衣衫褴褛，哭声呜咽，人们步履艰难地行走在荒郊野外。他们拖儿挈女，背井离乡，一路颠沛流离，饥不能饱腹，冷不能御寒，病不能医治。为了寻找心中的那方避难之所，他们顶着狂风暴雨，冒着严寒酷暑辗转迁移。一路过来，目见几多“白骨露于野”，几多死者相互藉压着，几多同伴又因饥病交加而倒下，成为新一批“死者”，成为后一批流亡者所见的“白骨”。为何会一贫如洗？为何要迁徙流浪？为何要横尸荒野？一切的一切皆因那甚于蛇毒的苛税。它就像把无情的铁钳掐着百姓的脖子，让他们受着生死的煎熬。可怜的永州百姓，你们能往哪里逃呢？殊不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怎一个“乐”字了得
　　蒋氏告诉作者他每次交蛇后，便可以“熙熙而乐”。呵，好个“乐”字。乡邻们“非死则徒，十室九空”，而蒋氏却以捕蛇独存。专其利三世；乡邻们倍受袭拢，提心吊胆，而蒋氏则能“驰然而卧”——的确可“乐”。然而，蒋氏之乐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之乐吗？非也！蒋氏言虽平淡，却情极沉痛。要不怎能在言说时“大戚，汪然出涕”呢？正是这个“乐”和表情的强烈反差把蒋氏真实的内心世界含蓄而又鲜明地表露出来。这个乐是蒋氏在和乡邻们悲惨遭遇的对比中找到的一点自慰。蒋氏之乐是和死亡相联，与毒蛇相系的。毒蛇、死亡使人不寒而栗，想必蒋氏之乐的背后该蕴含多少辛酸苦涩，多少恐惶惧怕！真是乐中全是泪啊！蒋氏这充满血泪的“乐”怎能不使人动容？怎能不使人“愈闻而愈悲”？蒋氏之乐尚且如此，又何况乡邻之苦呢？由此可见作者这是以乐写哀，强有力地反衬出沉重的赋税给百姓带来的不幸和痛苦。赋敛之毒在这利害相生，苦乐相衬的客观叙述中揭露得一览无余，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无限的同情　无奈的局限
　　本文在写蒋氏痛陈心曲之中融入了作者强烈的个人感情。作者先“悲”后“愈悲”，他悲的是毒蛇之毒，是捕蛇者蒋氏的不幸遭遇；他“愈悲”的是赋敛之毒，是当时广大百姓的悲惨命运。作者之悲中充满了对蒋氏及广大受苦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虽然作者当时被贬永州，但他依然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能有如此感情，关心民生疾苦，可见其思想的进步性。然而最终他却把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观人风者”身上，这又不得不说是无奈的局限。这个局限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作者无法超脱。“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的实质是希望朝廷调整统治政策，用辨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只是个改良主义性质的美好希望。翻开历史，不难看到中唐社会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动辄则战，朝廷财力匮乏，试想，这一无力的希望能下闸止水般的遏制住横征暴敛吗？
　　一堆柴木，当它的水分被蒸干时，只需一根火柴，便可燃起熊熊烈火。“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的百姓，油脂榨干之时，血泪的控诉无望，改良的希望无望。这时最紧要的是一声革命的呐喊！
　　（淮安市金湖县闵桥中学  211634 ）
　　此文发表于《语文报 教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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