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清华梦？——读王垠“清华梦的粉碎”

　 【编者按】此文曾以《学术标准化我们无法逃避》为题在《新京报》上发表。由于刊登时文章被拆分为上、下两篇，编辑又做了些删改，或许未能准确地传达文章之论点。作者在此提供文章的完整版本，与读者分享。 　

      学生退学是需要理由的，而王垠同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记录——公布了一份长达1万7千字的退学申请。很显然，这篇以“清华梦的粉碎”为题的万言书更像是一份申诉指控：由个人所经历的种种挫折体验，而“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最后得出“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的结论。语出惊人，哗然一片。
　　如果仅仅从“科学论证逻辑”的角度看，这种耸人听闻的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作为一个在科学训练中浸淫多年的年轻人，王垠似乎从来没有反身自问过自己的论证逻辑：凭借个人的挫折遭遇可以推断整个清华大学的状况吗？更遑论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任何一个严肃的社会学家都会轻易指出，这是由“孤立样本”所得出的“严重过度推论”。一个合格的科学家在主张（claim）自己论点的时候必须对“反例”做出解释。而对于王垠来说，他的困难在于如何面对几乎不可反驳的大量“不利”证据：毕竟有许多人实现了自己理想中的“清华梦”，毕竟中国的教育体制还是造就了许多人才甚至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清华大学每年有多少博士毕业？个别人半途而废又怎么样？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就知道，王垠的退学是“统计意义上可以忽略不计的”（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事件。也就是说，王垠感到粉碎的不过是他“自己的清华梦”，而对于其他许多青年学子来说，仍然可以骄傲于自己的“清华梦依然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华大学和教育部的有关人士称，王垠的退学决定仅仅是“个人行为”，这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仅仅从“论证逻辑”角度来看待王垠的退学及其申诉的理由是不公正的，甚至是粗暴的。因为除了某些过激的言辞以及多少有些夸张的“过度推论”之外，王垠在“万言书”中表达的许多体验与观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同情、共鸣与响应。任何一个敏感的社会观察者都会意识到，王垠这个“我的一生与中国教育的故事”并不完全是孤立的个案，其中可能包含着值得重视的“结构性的”和“系统性的”的因素。我们的教育体制并不是没有弊端，并不是不需要思考和反省，而王垠的梦想幻灭的确可能触及了某些问题的要害。
　　因此，如果持有一种更为开放的、建设性的反思态度，我们首先需要摒弃“挺王”与“褒王”争论中两种极端的立场：一种是宣判现行体制完全荒谬，将王垠的退学决定升华为一个“万世皆醉、惟我独醒”的英雄主义行动，而其余能在这个体制中生存的学生（包括其他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都不过是委曲求全的市侩或者欺世盗名的骗子；一种是坚持认为体制的完全正当合理，而将王垠对体制的不适应看作是“任性”与“不成熟”的咎由自取，是某种“神经病”（比如，社会认知与交往的人格障碍）的症候。这两种极端的立场都会妨碍我们接近真实，也无助于我们对体制做出建设性的批评。因此，我们不仅应当指出王垠可能的偏激与盲点，也应当去探究他可能提供的洞见与启示。
　　学术标准化与普遍的规训机制
　　阅读王垠成长的故事，我们很难否认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这是一个具有科学禀赋的年轻人。从童年时代开始，他就对“知识的奥秘”怀着纯粹的好奇与执着的探索欲望。对于科学研究的生涯来说，这种是格外珍贵的禀赋。而王垠对目前教育体制的不满集中于两点：一是中小学以及大学本科时期的“应试教育”模式，一是研究生培养时期的“论文发表”模式。在他的经历与体验中，这两种主导性的模式都没有激励和发展他科学研究的理想和才能，反而压抑和挫伤了他最初的梦想。如何来思考和判断这种带有亲身体验的批评性意见？
　　王垠当然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对“应试教育”和“论文发表”评价机制的弊端提出指控的人。对此，一个似乎不无根据的反驳是：你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体制？体制的规则不可能为你一个人设计，不可能照顾无穷多样的个别性，教学和研究的评价体制必须“标准化”才可能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考试和论文发表是现代教育通用的评价方式，中国如此，全世界都如此，你想去美国留学，不也是要去“新东方”参加补习，应战GRE和TOFEL这样的标准化考试吗？在美国学术界不是也有所谓“要么发表、要么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说法吗？标准化的确有其弊端，但（说得深奥一点）这是“现代性”建制的必然代价。离开考试与论文发表，你还能发明一个既通用有效同时又不失公平和方便的评价机制吗？套用莱布尼兹的话说，“这是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从这种辩驳的立场来看，王垠同学的确有必要反省自己是否对美国或者西方的教育体制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否则当你走遍世界之后，一个理想主义者可能很容易变成一个“绝望主义者”。在现代世界的教育与学术建制中，你必须在坚持科学的创造性追求的同时学会面对与克服“标准化专业制度”的挑战，因为这两者之间既互为冲突又相互支持。离开了专业制度，没有人（包括你自己）能够正当地评价你的“创造”是否具有价值。科学事业是一个共同体的事业，一个课题的价值、一篇论文的价值，必须服从共同体的专业评判机制，用主观感受（“我感到”、“我觉得”之类）来作判断常常是轻率甚至是荒谬的。科学共同体也有一个淘汰选择的机制，再合理的标准化机制都可能有“失误”，都可能会埋没一些个性极为特殊的人才。除非你是一个旷世奇才，否则你要么适应这个机制，要么成为这个机制“正常运转”的代价。在现代性的知识生产模式被彻底打破之前，没有人能逃出这个严酷的命运。
　　标准化也可能成为一种的托辞
　　但是，王垠的挫折感与不适应难道都是现代标准化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吗？即使我们认同（考试与发表主导的）必要体制框架，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已经达到最优化吗？远非如此。以发表论文为例，笔者留学美国8年，至少在我熟悉的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内，从未听说有哪一所大学会将发表论文作为博士毕业的必要条件。即使在最为著名的大学，发表专业论文都是“鼓励性”而不是“必须”的。原因很显然，迫使每个博士生都去发表，势必要去与教授们一起抢夺十分有限的学术刊物版面，会导致不堪设想的恶性竞争。而美国硕士研究生，由于绝大多数不是致力于学术研究，可以自己选择只修满课程学分而不写毕业论文的学习方案，更没有任何发表的要求。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的许多大学，不仅要求博士研究生在高级别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还要求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前也必须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文章。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已经完全改变了以前硕士的“学术研究定位”的性质，因此，这种发表的要求不仅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实践效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大规模的、明火执仗的“版面买卖”交易。学生从网上拷贝资料、东拼西凑而成的“论文”付钱后获得录用，在印刷发行之后直接被扔进垃圾桶。这是不折不扣的荒谬，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反环保。
　　王垠的某些观察的确揭示了这种“paper还是paper”的症结所在：国家以论文发表等计量化的标准考核学校，以此决定经费拨款的数量，学校再以同样的方式考核教师，教师再将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团队。在表面上，我们有了一套“客观”的计量指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了正当与可靠的“学术判断标准”。一篇品质较低的研究成果完全可能被上百篇水准更低的论文征引，但这个惊人的“被引用”统计数字所得出的指标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误导性的。如果在形式程序的背后没有学术界自身（伦理与知识的）实质性的理性共识予以支撑，那么规则与程序将沦为官僚性的形式主义，导致一种“异化”现象——始于推动和规范学术生产的现代理性设计，却会反过来非理性地催生出大量的伪劣学术产品，同时也抑止了健康的学术发展。
　　公允地说，从清华同窗对王垠的一些批评意见来看，王垠遇到的导师和学习环境在中国已经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了。王垠的挫败感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他指出的弊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何克服目前体制的弊端是本文无力承担的论题，但从国外大学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对计量化的形式评价标准必须做出一定限制，不能使其成为宰制一切的独霸性尺度。否则，大学将完全可能沦为炮制论文的“流水线”工厂，将会有更多年轻人感到挫败、更多的梦想被粉碎。在这个意义上，王垠的退学决定虽然是个体行为，却也并非与教育体制的现状无关。
　　我们如何评价一个教育体制？任何一个“足够好”的体制设计都可能会埋没和压抑某些个体，因为体制是一种普遍性的设计，不可能周全地照顾到每个特殊的个人。没有完美理想的世界，这的确是事实，但这不应当成为一种辩护的托辞，来掩饰现存体制的种种弊端。王垠到底有多特殊？他的“任性”与“不成熟”究竟有多么严重？任何一个现实的教育体制中都会粉碎他的梦想吗？都不能帮助他获得成熟的发展而又不失去梦想吗？每个人对此都会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