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前途：重构体系

　　
　　本文重新构造了中国的教育制度、管理体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
　　本文的写作背景是：目前的中国教育没有哪一点让老百姓满意的，教育的不公平问题很刺眼，长期成为社会焦点，而被不公平问题所掩盖的还有它的低效率。在这个“改革的年代”，中国人的思想倒是不怎么保守，不好的东西就改，就废止，一个没有救药的教育体系推倒重来也就没有什么难理解的。
　　中国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低成本，高效率，全民性，中国化，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服务。这些目标构成有机的体系，逻辑上互相兼顾，使中国教育既公平又有效率，既普及又能提高。新的目标需要新的教育结构才能实现它。
　　通过重构教育体系，建立起一套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方便地按自己的需要来学习的教育机构，降低终身学习的成本，降低学习的难度，让各种知识载体和学习方式有机搭配，让教育系统的资源有机整合，充分发挥教育资金和资源的效率。新教育适应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需要，将知识教育扭转为文化教育，将主要对客体的认知扭转为既认知客体又认知主体，使知识与文化的价值并重，造就多元健康的生活。
　　一、教育制度
　　取消目前的“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划分与说法，将全部教育划分为“未成年教育”和“成年教育”两大块。
　　“未成年教育”包括了16岁以前的教育，“成年教育”包括了16岁以后的教育。
　　“未成年教育”的目标是对学生进行文化养成，它的培养结果是使学生具备适应可持续发展社会所需要的生活态度、观念和生活方式，具备适应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意识和行为能力，具备适应信息化社会所需要的学习素养。
　　“成年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具备可持续发展文化指导下的业务能力。分三个阶段或层次：2年制的职业教育，3-4年制的专业教育和4-5年的研究生教育。只在进入专业教育时才开始“选拔性的考试”，在此之前只进行课程水平考试。专业教育不再分层次，实行淘汰制，同时提供各种课程结业考试和短期讨论班，这是方便自学和“继续教育”的。专业教育培养社会技术和管理的中坚力量，研究生教育培养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开拓人才。
　　【说明1】“义务教育”这个概念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在中国确立为国家教育制度。与这个概念对应的是“非义务教育”。有了这两个概念，教育便（在学术意义上）分成了“免费的教育”和“自费的教育”。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教育上的政策是与意识形态对应的，人民受教育是翻身解放的一种标志，也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作为国家政策，教育是一种社会福利，同时也是培养人才的需要；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不能自己收自己的学费。在这种制度下，政府与社会一体，要富一块富，要穷一块穷，政府和社会共同办教育，尽力而为，没有怨言。在引入“义务教育”概念以后，政府与社会分离，政府就有了“义务”：必须保证每个公民接受一定年限（开始是9年）的免费教育。现在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完不成“义务”就面临着社会的指责，这恐怕是政府当初想不到的。因此，这十多年来群众的怨恨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不能得到法定的学习权利的保障。政府受到指责的另一个原因是迟迟没有兑现法定的教育投入，而且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想“甩包袱”，将“义务教育”私立化，再加上高收费和乱收费，弄得群众苦不堪言。教育部规定的“一费制”更是从国家层面上宣告了“义务教育”不是政府的义务。“义务教育”实际上已经破产。在“义务教育”之外，由于理论上不能由国家支付学习费用，给教育金钱化（产业化）提供了依据，高中和大学的学费飞涨，已经成了社会的一大灾难。从另一方面看，过高地估计了知识的价值，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学生在金钱、精力和健康的付出后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暴露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言过其实，知识不是越多越有用，学习年限不是越长越好。
　　教育制度的简单二分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从实际意义上看，“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主要是个经济概念（即谁出钱），跟如何提高教育水平和学习效率无关，也不能显示教育的目的性，它所以能热起来，是跟20多年来“经济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全面侵蚀这样的事实相关的。另一方面，现在即使读了9年“义务教育”，学生依然难于谋生，这好比一个司机见义勇为想把一个伤员送到医院，走了一半就叫伤员下车。修补的办法当然无数，不过，很多人的眼睛似乎总在“交费的教育”与“免费的教育”上来回扫描。现在知道，即使是“非义务教育”，政府也拿出一部分钱，而“义务教育”对学生也并非全免费。所以，是否有个“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名分并不重要。然而，相比之下，除了教育的公平性，教育的效率却被人关注的很少，事实上，“效率”才对中国生死悠关，这在强调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今天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说，“有学上”跟“上好学”并不等价，在中央财政向农村热情倾斜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每年上百亿元资金“砸”向农村的时候，其结果是否也象城市的马路一样反复开挖呢？如果说国家之间不光有经济的竞争，还有教育的竞争的话，那么，没有效率的教育制度也会使这个国家必败无疑。教育制度必须有针对性，要目的明确，才可能同时具有公平和效率，而不管国际上是否有这种制度。钱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是，怎么花钱却更重要，与其强调9年免费，不如终身都是低成本。
　　本文将中国教育制度规定为“未成年教育”和“成年教育”，是想充分体现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它将教育的经济因素放到了背后，凸显了对人的社会性养成的重视和确立新的对待知识的态度。
　　“未成年教育”，简单地说，就是成“人”的教育，就是把青少年培养成符合社会文化规范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文化的养成非常重要，以消费文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技术的发展（至少短期）不可能解决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新文化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种文化不能等待危机爆发后才去建立，而是要提前一步，由教育来培养。这不仅是中国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竞争的焦点，谁先成功地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谁就引领了世界潮流，谁的文化就成了世界的主流文化。另外，中国未来特有的社会结构（独生子女社会和老龄化社会）也使得对人的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从小孩到老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的健康更加重要。
　　在“成年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实际上是个过渡阶段，这时候学生已经达到或超过了16岁，按现在的规定，应该达到了法定的劳动年龄。在经过“未成年教育”以后，他们已经对社会有了广泛的认识，这时候选择一个职业，从事较为简单的工作，了解简单的原理，对工作的辛苦，对工作中要协调的关系和应该遵守的规章，以及该工作的社会意义，有新的认识，同时也对自己是否喜欢这个工作、要不要调整工作方向做出选择。因为有两年的时间，一些学生可能会选择两个工作。过渡阶段结束后，根据自己实习的经验和兴趣，决定自己要不要继续深造。对于要深造的学生，就要准备“专业教育”的入门考试，在通过考试后，真正艰苦的学习阶段到来了，而且还是充满竞争的残酷淘汰。不如此，就无法培养真正有专业水准的人才。这里，本文没有提什么“中专、大专、本科、一二三类、重点”等等，是因为这样的划分没有必要，专业人才就是能顶上关键作用的人才，其余的可以自学，新教育将为群众自学提供便利的条件，这其中就隐含着要培养成一个“自学的民族”的打算，在青年人有了读写能力之后，要逐步摆脱对学校和教师的依赖，走自学之路。这是降低教育成本，提高学习成效的关键步骤。
　　二、管理体制
　　教育应当定位在政府所办（或辅佐所办）的社会公益事业，不能把教育定位为赚钱的事业，为教育筹集资金是政府的职责。
　　教育的主办者以省级政府为单位，国家可以保留少数教育机构作为独立单位。
　　省政府拿钱办教育，办教育主要不再是县级政府或市级政府的责任，更不是乡镇政府的责任。教育责任上移，凸显教育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这样安排并不排斥学校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共建”教育。
　　国家教育部制定诸如防止教育歧视、公民课程设置、中央教育资金的分配、对外教育交流等方面的最少量的政策和法律。这些稳定的政策和法律是各省都必须执行的。教育部不干预各省具体的教育事务。
　　省教育厅是本省教育政策的制定机关，“省教育公司”是教育政策的执行单位，它有四个分公司，分别负责“未成年教育”、职业教育、专业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具体实施。由于是按（特殊的）公司化运作，教师和校长都是职业化的，学校没有了行政级别。
　　教育资金的来源：（1）各级财政按税收比例拨付教育资金，归省教育厅统一使用；（2）社会的捐助，部分归省教育厅，部分归受捐助的学校；（3）地方政府与学校的“共建”资金，归学校使用；（4）中央转移支付的教育资金，归省教育厅专用；（5）学费，全部归省教育厅统一使用。
　　收费政策：在政府没有足够财力办免费教育的情况下，各级教育原则上都是收费的，但收费政策可以不同，并随着教育资金多少的情况而变。在目前阶段，“未成年教育”和职业教育，实行“弹性的低收费”政策，即学费可以缓交，所交学费打入学生个人专门帐号，累计不足的数额作为学生欠国家（省）的债务，逐步偿还。对于专业教育，实行“低收费政策”（包括按课程收费），外加实行助学贷款。研究生实行“免费教育”。另外，对教育图书馆的使用也实行低收费政策。当年所收的学费进入下一年的教育预算。
　　【说明2】教育事业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对外竞争中显现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国防事业差，可称为“和平时期的国防”。政府应该把办好教育事业提高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地位来对待，在教育经费上应该立法予以保障。
　　考虑到我国经济上还不富裕，而且即使再过半个世纪，也只能预计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教育资金的短缺就不是很快能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满足世界上最庞大人口的充分教育和学习问题就成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难题，也是考验中华民族智慧的一个坎。一个13亿中国人口的大国不能整天东抄一点西抄一点。走“引进”或“拿来主义”之路是行不通的，在单纯的技术问题上行不通，在涉及更复杂的教育问题上也行不通。中国教育不能走“规范”的道路，也就是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西方的教育，有三个需要关注的特点。其一，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都是公私并立的，这跟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有关。另一个特点则不太引人注意，那就是不同学校之间是独立的（日本有些例外），他们的人员和资产是不共享的，尽管现在某些信息可以共享。第三个特点是，大学里科研与教学并行，其职员一般是科研教学双肩挑。这也是西方的一个传统。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模式因为是抄写西方的，西方教育的这些特点也是中国教育目前的特点。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速度和教育的公平性问题是否允许我们继续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走下去？如果没有外部竞争，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悠着点”；如果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不严重，也可以不用怀疑这套模式的有效性。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的严重局面同时摆在我们面前，已经深深地困扰着政府和社会，这就要对西方的这套教育模式打个“问号”了。现在，持这种怀疑态度的人不说没有，也是少之又少，因此，当本文提出按“省教育公司”模式来办教育的时候，人们一时想不通是肯定的。但是，作为个人随便怎么考虑自己的事情影响都不大，政府考虑教育事业则要从战略和全局出发。例如，一个校长可以考虑招收天下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办成一个品牌学校；但是，政府的着眼点则是如何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最好最方便的学习条件，品牌学校也是在这种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是在破坏公平的情况下用钱堆出来的。这才是“大战略”，不给将来留下隐患。如何平衡“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则需要“大智慧”，这就要特别讲究教育策略。
　　总之，从经济角度看，从教育公平角度来看，目前的教育模式无法支撑中国众多人口的教育和学习，需要走一条新路，一条既经济又公平的教育之路。这既需要从宏观教育模式和政策上做出改变，也需要从微观上即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上做出新的探索。
　　从宏观上讲，“省教育公司”模式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办法，也是教育资源充分共享的有效办法，因此，可以解决人口众多与资金紧张的矛盾。下面还要讲教育公司内部的构成问题，教育资源的共享性是如何实现的就更清楚了。规模化办学还能产生分散办学所不可能办到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例如环境教育，局部环境不足以说明问题）。通过教育公司这个专业化的机构来举办教育，使教育与行政分离，也是符合政府改革的大方向的。这样做，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统一的国家观念，对学生和公民的政治教育也就更加有说服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育分省举办，教育决策权下放到各省，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的。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地区差别那么突出，指望教育部用一个标准来规范所有的地区、所有的学校和所有的学生，必然让所有的人都无所适从，这是教育上存在那么多问题和议论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教育部将那么多的权力抓住不放，不仅使得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更重要的是束缚了各地教育创新的积极性，甚至扼杀了教育创新的能力。教育部近年来公布的新一年工作计划，给人的印象总是：教育部不是一个在制定国家教育长远规划的部门，而是一个处理散事的办事机构，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它不管的，各个旮旯里的事都能见到它的身影，看似勤勉和负责，其实它什么也管不好，因为在北京遥控各个旮旯是不可能的，除非教育部的人马再扩大一万倍。这种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不仅在经济方面证明是不好的，在育人和造就社会新生活方面更是有害的。“和谐社会”要求社会生活是多元化的，教育必须能造就丰富多彩的人生和多样化的生活，工业化的“批量生产人才”的教育制度和模式必须改革。由于中国往往在一些重大的提法（例如“现代化”，“科教兴国”，“知识经济”，“知识改变命运”，“教育现代化”等）上不加限定，使得工业化特点的教育模式很容易促成了中国教育的各种“热”，表现为炒热知识和学历，造成学习的盲目和浪费，出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过度”，学历和文凭贬值，“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教育过度”使得众多的学生都往一条道上挤，这必然要恶化人们的心情和社会生态。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教育集权，不会在全国成风。因此，中国教育要适应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必须让各地去探索适合自己人文和地域特色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教育的决定权下放，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制度也要做相应的改变。
　　有人担心，全省一个公司办教育，是不是因为庞大、垄断而变得没有效率？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教育的范围和规模。军队不是国家垄断经营的吗？谁能说军队垄断了不好？谁能说军队是没有效率的？关键是管理有方。教育公司跟普通的商业公司不一样，教育公司的问题可以在社会、政府与教育界的努力下逐步解决，而商业公司没有这样的解决机制，一次缺点就可能破产。
　　还有人担心，由于垄断，教育内容可能没有灵活性，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教育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得到解答。同时还应看到，“节约型社会”内在地要限制人们的“奢侈需求”，更强调满足基本需要，教育不能在知识上去支持不合理需求，而应该全力支持社会的主导产业发展。
　　三、教育与科研的关系
　　专业教育的教学活动与科研分开，科研以学科群的“基地”形式建立，通过设计合适的“接口”与学校及社会相连，科研活动的内容都能及时转化为教育资源。教育部（教育厅）管教育，科技部（科技厅）管科研，体制就顺了。
　　【说明3】多年来，科研的条块分割是阻碍中国科研进步的一大障碍，科研资源的单位所有、部门所有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由于科研被不适当地神圣化和神秘化，科研离教育和社会公众都有很大的距离。现在，借着教育改革的时机，科研体制也一并改革，集中资源进行科技攻关，集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科技资源的产权是政府的，政府有权对它进行重新组合。这种集中和组合的结果，既要有利于科研水平的提高，也要有利于教育对科研的需求的满足。合适的办法就是设计“接口”，就是科研工作的过程和成果都被专门的教育人员所跟踪和记录，这些资料和信息对所有的教育人员开放，供他们进行各种发掘和利用，转化为课程。这样，科研资源就被充分利用，体现了它的最大价值。通过“接口”，教育和社会公众就能走近科研，对科学普及有好处，对科研的监督也有好处，因为，如果能及时引进大众的评议，科研的价值也能及早发现，对于一些没有意义的课题或者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就能尽早加以淘汰。也就是说，政府支持的科研应该具有公共性，是满足公众利益最大化的，这样的科研也就一定程度上成了公共活动，科研人员必须能够面对公众的询问和质疑，而不是在见不得人的象牙塔里孤独地“捣鼓”。对于技术开发，要符合可持续发展文化的要求，公众的评议更是必要的。
　　在这种教育-科研模式里，科研工作的评价也发生了改变。现在，科研工作以发表论文作为评价依据，尤其是能在外国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评价的分值更高。这是一种不重质量仅重数量的评价方法。在新的模式里，科研成果的评价是以被反复验证、成为教科书的内容或者成为产品为准。论文的作用只是提供了成果的展示与交流的舞台，如果它不是真实的，或者没有应用的机会，将没有任何价值。这样就杜绝了虚假和浮躁。对于论文的发表，实行“二步法”：某人或某单位想发表论文了，在指定帐号上缴费后获得密码，按格式写好电子文本，发到指定的论文库里，这个库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查阅和评论；经过一段时间，根据交流和自己的新思考，如果觉得自己的发现是真实的、新的和有价值的，可以另写一份论文发到相应的期刊编辑部，进行形式审查，交刊印费，然后在期刊上刊印发表。成果的优先权以电子文库的记录时间为准。对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首先用中文在国内发表。发表到国外的，只做交流，对成果的重要性没有影响。这样做，也是为了打破科技界越来越不象话的陋规和学术垄断，给个人以平等的发言权。学术是比较出来的，不是谁的地位高、权力大，谁的学问就大。象目前的院士制度，在新的科技-教育体制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科研人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的科研人员，他们必须有精湛的实验技能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能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另一类人员是公认的学术权威，他们是“基地”的学术领导者。对于普通的科研人员，他们的待遇和收入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基础工资+在“基地”工作的工龄工资+岗位津贴，另一部分是成果奖励和开发提成。这里，只有岗位，没有职称。对于学术领导者，他们实行年薪制，年薪足够他们正常的生活消费所需，不用为生活去操劳，全身心地投入科研的规划和指导中，“基地”所出的成果跟他们的名字相连，他们不参与成果的提成，但可以分享政府的奖励。所有的人员都实行聘任制，这个工作由“基地”的管理部门来完成，并提供科研所需的一切保障。“基地”还负责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学生由普通的科研人员来指导，肩负这样任务的导师给予相应的津贴。研究生的招生实行“基地”自主招生，研究人员根据对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综合素质的考查来决定是否录取。在“专业教育”提高质量的情况下，研究生的数量应该控制在不大的规模，政府对研究生免费培养，这部分开支不大，并且这些开支还能通过研究生的研究成果获得回报。研究生实行淘汰制，并且只设立博士学位，取消硕士学位。中国不要按西方国家的比例培养科研人员，只要在数量上保持大致相等即可，质量肯定就上去了。“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不能喊过了头，“人海战术”应该辩正地看待。至于如何避免“美国是中国教育的收割机”的情况出现，那就看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如何了，如果中国还是高喊“与国际接轨”，高唱“教育的国际化”，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你培养的人才是通用的。只有你培养的人才不适合美国，你的教育投资才能最大可能地为自己产生效益，就象一些国外的垃圾处理设备不适合中国一样，因为两国的消费品种类不同。越是独特的，越是专有的，越不怕别人觊觎，相反，却能对别人产生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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