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状元村每户收入不超千元，27年出5百大学生

　　贫困还是这个村的面孔。干打垒的黄土上盖个茅草搭的顶，村里85%就是这样的草屋，至少还有一半人没办法完全解决吃饭问题。用当地村民的说法是，每年三、四月断米的有一半以上家庭——那时正好存粮用完，新粮还没下来。时常要断盐的也有1/3左右家庭，即使一包盐才1块钱，这就是贵州出名的状元村。
　　有两个疑问让这个村子引人注目:是什么因素让这个只有600多户2543人、户均年收入不超过1000元的山区小村——意味着一个家庭一年收入甚至供不起一个孩子读一学期的高中——1979年以来总共出了500多个大学生，又是什么因素使这个出了这么多大学生的村子依然贫困？
　　求生的出口
　　赵世琪说话很快，声音很大，一套套的很有逻辑。他几乎是用夸耀的语气回忆他用一辈子做出的这个决定。即使这样，赵世琪还是强调他从不认为那是一种投资，他更愿意对记者形容说是——“求生”。
　　事实上，状元村的故事恰恰是从这个家庭开始。正是有了赵世琪家的成功，才带动了村里许多人开始效仿。
　　1979年，根据赵世琪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下定决心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1亩地一年最多产粮食600斤，也就是1亩土地大概就够一个人吃一年半。而困境在于，“我们是根据1979年人口数量分土地，每个人可以分1亩，这样可以生活下去。但是1979年后生的人是分不到土地，最倒霉的情况是夫妻两个在1980年有孩子，他们在1979年因为只有两个人头数，所以只分到2亩多地，如果他们生了4个孩子，那等于6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要是孩子结婚，各自又有了后代，那些地再一分，你说怎么过日子？而且，为了能在土地上有足够发言权，农村必须要生多个孩子，要不就会被欺负，甚至会被兄弟多的人家抢占土地。像我们这一代大都七八个孩子，这样下去能靠土地养得活吗？所以我当时想要赶紧找出路”。
　　赵世琪是坐在自家那栋全村最早的、目前也少见的水泥楼房里和记者聊天。他笑眯眯地告诉记者，他决定明年就和老伴一起去旅游，从贵州到上海再往上面到山东、北京，然后转到甘肃、四川刚好可以绕一圈回来。村里人都认为他家肯定是龙场村的首富，而这就来自他在1979年的那个决定。他觉得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并且老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可惜窝在村里了，所以“从一开始我想到的不是让孩子能活下去，而且能有机会活得更好”。他1962年初中毕业后就到隔壁村的民办小学教书，当时工资一个月是12块钱，后来涨到15块钱。1968年7月份，赵世琪带着一本几何书回到村里，专门给人做木匠。“我们这边的风俗是出嫁的时候要做一整套家具当嫁妆，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他当时做木匠一个月能挣30到35块钱，比教书高出1倍多。
　　1979底分地，当时他们家总共分到9亩多地。分地后赵世琪开始核算，算到几乎绝望，当时他家的孩子已经有一个在读高中还有三个在读初中，“以前，生产技术落后大概1亩年产就两三百斤，到了1980年以后每亩才上升到六七百斤。当时每斤玉米是七八分钱，米可以卖到1毛、1毛1，人均1亩多地，扣去吃的，每个人头每亩大概就剩下一两百斤。也就是说，1亩地到头来就是10块20块的收入，9亩地就是100多块钱的收入，根本不够学费”。
　　在那时候其他家庭选择的是让孩子辍学，他硬是坚持让孩子读书，就因为“算完那笔账我知道，如果不让孩子读书，现在能熬过去，我这些孩子以后日子根本过不了”。
　　当时大家都穷，钱是没地方借贷的，“幸运的是，记得1979年时候，地刚分包，就有乡干部过来动员种烟叶。我是村里第一个种的，因为烟草一斤3毛多，价格比大米多3倍，产量也比大米多个三四倍，所以我们家的收入在第一个孩子1982年读大学的时候，就比普通家庭多存了好几百，甚至近千元了”。
　　赵世琪的举措开始引起大家注意应该是1982年，那时他的第一个孩子赵代龄考上哈尔滨科技大学。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学费60多元，伙食费一个月大概30元，而国家当时的政策几乎都负担起来了，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给他200块钱，他一年回来几乎都没有用完”。1982年的时候还陪他大儿子去了一趟哈尔滨，“当时心里想，如果是这样，这几个孩子肯定都能送上大学，不用发愁，所以就觉得可以拿些钱到哈尔滨走走”。他一来一回总共就花了105块钱的路费，回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常常开头就是“我在哈尔滨看到”，结尾都是“所以还是读书好”。引得别人也心痒痒的。
　　“他们倒不是因为读书可以出去动心，而是读出去了一个人，竟然是由国家供，家里省了一张要饭的嘴巴。这点对农村人很重要，而且那时候大学毕业还可以国家安排工作，这样算起来就很划算，所以开始有人也跟着读书了。”赵世琪说。
　　不过赵世琪没想到的是，从那以后，“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学费开始涨。从几十块到1200再到2600再到4700元，特别是1992年之后”。1992年是他觉得日子最难过的一年。“1992年，老二和老三考上大学，当时大学学费已经要1200多元了，还有3个在读中学。从1982年学费开始涨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出路，我本来的打算是，干脆包产到户，老大毕业完后供老三读，老二供老四读。没想到，当时就老大一个毕业，月工资也才不到1000元，根本供养不了，所以那一年就去借高利贷，总共借了8000多元。”
　　“我们家算很幸运，熬过1992年，家庭计划就推行得比较顺当了。因为老大的工资开始涨到一个月1200元，老二毕业出来后，家里一下子就宽裕了。虽然到老四1996年上大学时候，学费已经到了2600元，但那时候老大老二老三都工作了，就让他们兄弟一个供养一个，我们老的就退休了。”到了2004年最小的孩子赵代滨大学毕业分派到云南玉溪工作，“我们家所有孩子就都成功离开土地了，我觉得自己的一辈子也够了。”赵世琪说。
　　逐渐被教育卷进去的村庄
　　董通家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已经工作将近10年了，董通还是没能还清读书时借的贷款。
　　董通家是这个状元村另一个出名的状元家庭，他们家总共4个孩子出了3个大学生。他是1994年上的大学，当时的学费已经要2000多元了，加上生活费，一年要花4000多元。他读4年书父母从高利贷借了1.7万多元。“那时候家里一年种粮食的收入还不到1000元，为了读书，我母亲试图去银行贷款，但贷款需要抵押，我们家的土房子太破了银行不肯，最后只好向私人借，利息是5%，也就是100块一个月要还5块钱利息。等我毕业的时候利息几乎和本金一样了。”1998年刚毕业，董通安排到县城的建筑公司，一个月收入才300多元，直到前年才涨到1000多元，“所以还了10年，还有7000多元没还完”。
　　按照村里人归类，整个村里人真正通过教育脱贫致富的也就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这个村子的大学生大都是在1992年到1996年考上的，称为第二代大学生家庭，大部分家庭还没有真正摆脱贫困。”董通的母亲告诉记者。
　　在他们家里难过的不仅是老大董通，还有他妹妹董会。董会是2000年考上大学，学费就要4500元，再加上生活费，总共借了1.2万元。相对幸运的是，她当时是找银行借贷，利息相对较少，“她现在在黔西一中教书，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也只能是慢慢还了”。事实上在董通家，现在日子过得最好的反而是没读书的那个最小的孩子董宇，董宇读到初中毕业，也贷了1万多元，不过他不是用它来读书，而是买了辆车在邻县的火电站拉煤渣，挣了些钱后，他又加贷款用6万元多买了辆大卡车，在村子里2001年才开发的煤矿拉煤，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5000多元，才两三年就攒了将近10万元。不过董宇还是父母最担心的孩子。他父亲告诉记者，村里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根本找不到对象，而且这样的工作虽然现在好，但也是一时的，煤能运几年呢？
　　赵世琪常会劝其他人家说，他家的方式在这个年代不可能复制了。“我们家孩子书读得早，所以刚好负担得起，要是现在肯定不可能了。”他举例说，比如老五老六上大学要3750和4700元，靠一般工资也难供养出来，“还好我们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大学生，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可以顶我们一年，现在村里其他人吃力，就因为土地一直在贬值，而学费一直在涨。”
　　董通家庭的困境就来自于土地能获得的收入和学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多，导致人均占有土地数量下降;另一方面相对于物价和学费，土地在贬值。“1亩田每年大概能产米700斤左右，而米价一度在1986年涨到1.5元一斤后，这20年来一路下滑，最低滑落到7毛一斤，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上升到1.2元左右一斤。也就是说，土地所能获取的利润一直没有变化，然而这几年物价不断翻倍，学费差额一直在扩大，现在单靠土地怎么能承受的了？我们家以前也想靠种烟草，不过1996年后，烟草也突然卖不出去了，还是要回到靠庄稼过日子。”董通的母亲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