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现代性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话语

　　旷新年在《“当代文学”的建构和崩溃》这篇文章中一再强调，他心目中的“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工农兵文学”或者“人民文学”。从发生学维度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当代文学”的建构中具有起源性意义，对“当代文学”的建构进行了规约，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依据，通过后来理论家的阐释、文学选本的选编，作家创作的实践的三维努力共同建构了“当代文学”这一历史形态。“当代文学”这一历史形态在建构的过程中同时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上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政治意义即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合法性。旷新年认为，在今天，“当代文学”面临了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人民文学”和“工农兵文学”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遭遇的困境，来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面临的理论挑战。这种危机和理论挑战的直接力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重写文学史”这两个学术文化事件。
　　旷新年将“新启蒙主义”和“重写文学史”的理论主张和价值立场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认为“新启蒙主义”和“重写文学史”这两个学术文化事件所张扬的思想价值观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思想界、学术界迅速挤压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人民文学”的话语空间，从而直接导致了“当代文学”的崩溃和“新时期文学”的崛起。在这里其实我们只要弄清楚“新启蒙主义”和“重写文学史”，也就知道了旷新年的在这篇文章里要表达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姿态。“新启蒙主义”和“重写文学史”理论主张和价值姿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新启蒙主义”以“人”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强调继承西方的启蒙主义和五四启蒙运动的精神资源，把启蒙这项未竟的事业继续朝前推进，将“人”从“魅”与“圣”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使人成为人自身，并将自由、民主、个性、独立作为人之为人的一项首要的价值进行张扬，通过启蒙使人拥有独立的人格，能够进行自由地思想，将人从“匍匐”状态“直立”起来。“新启蒙主义”的核心的价值诉求就是将人从群体的归属与认同主导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概念世界的“人”死亡，让生活世界中的“人”重生。“新启蒙主义”是一种追求现代性，以人的“分化”和“自律”为标志的社会文化思潮。“重写文学史”是在“新启蒙主义”的背景下进行的，我们甚至可以将之看成是“新启蒙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在文学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不管参与“重写文学史”讨论的陈平原、钱理群、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在“重写文学史”这个问题上存在多大的分歧，但有一点是所有参加“重写文学史”这场学术大讨论的学者达成的共识：“重写文学史”就是要回到“文学史”自身，从自律的角度来研究、描述、揭示文学的内在发展、变化与规律，把过去的作为中国政治革命的反映史和依附史的“文学史”拯救出来，让“文学史”真正成为文学的历史，而不是别的什么的历史。“重写文学史”说道底就是一场有关“文学史”摆脱依附地位的自律性运动，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性追求。
　　旷新年在《“当代文学”的建构和崩溃》中对“新启蒙主义”和“重写文学史”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意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新启蒙主义”使“人民文学”和“工农兵文学”所宣扬的价值观念遭到了质疑，“重写文学史”导致了“当代文学”的崩溃。因为“新启蒙主义”以人的“分化”和“自律”为标志，这恰恰解构了“人民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群体身份和群体想象。“人民”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种群体身份认同的标志。“工农兵”是一种职业身份，也是一种群体性想象得以可能的符码。强调“人民”和“工农兵”，就是强调一种群体身份、群体认同、群体想象。但这种群体性身份在政治话语下合法性的取得是以压抑个体性为代价的，这时候，我们就只会看见群体的“人民”，而看不到具体的“人”，当代文学中的“类型化”的典型理论和“高大全”的创作思想无不是这种群体性身份所产生的压抑性力量的体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在“人民”和“工农兵”的名义下，往往只见“森林”不见“树木”。“重写文学史”则是在过去“文学史”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以学术的去政治化作为目标，希望通过“重写文学史”，走向学科自律与自洽。这显然与旷新年的将“当代文学”定义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这种从文化政治功能上来进行文学史分期的文学史观格格不入。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旷新年在《“当代文学”的建构和崩溃》中无论是从“人”的维度还是从“学科” 的维度来说都是反对“分化”和“自律”的，也就是说反对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原则和价值立场。旷新年的这种努力是将“当代文学”这一学科重新降格为中国政治革命史的依附地位，这显然是一种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再封建化”行为。旷新年放弃了从“当代文学”的本体来确证当代文学本身，想以当代文学的文化意识形态功能来确证“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这又迫使我们不得不来思考一个老之有老，但又一直没有解决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文学何为？”“文以载道”的这种工具论思想在中国这种实用理性的文化里有几千年的思想积淀，各朝各代虽然就“道”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但这种不断进行的阐释都是“旧瓶装新酒”的游戏。旷新年在这篇文章里将“道”改写成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合法性”。文学的确具有社会的政治文化意义，但这只是文学存在的一个价值维度。毕竟文学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工具。如果仅仅放大这一维度，那么文学就成了领导讲话的和权利话语的注解，从而文学又再一次沦落为政治的工具。旷新年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寻找“当代文学”，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文学”建构的理论规范，此后“当代文学”实践以此作为精神纲领，主题先行，进行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概念诠释式写作，从而现实了其特有的政治文化功能。旷新年的这种循环式论证本身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从一开始，“当代文学”就不是“文学”，而是一种工具，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和宣传工具。如果一种工具达不到它作为工具存在的预定目的，工具本身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了。所以，在旷新年的陈述中 “当代文学”的构造者的主观意愿本身就是要用它来实现确立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的，其客观效果也确是实如此，这本身就不需要证明。因为在“当代文学”的构造者眼中“当代文学”从来就不是文学，它跟大字报、语录、社论并没有什么区别。正是从这个维度上来说，“当代文学”这个命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命题，而不是一个文学命题，以至于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很多学者都将“当代文学”看成一个伪命题。
　　旷新年在《“当代文学”的建构和崩溃》这篇文章里怀着一种无限哀婉的心绪来描述“当代文学”的崩溃，并表达了重返“当代文学”的努力和重建这种中心话语和文化霸权的冲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旷新年是既不敢也不愿意尊重当前的现实的，面对现实只能表达一种无奈的姿态和怀旧的哀怨。他是害怕变革的，最后只能以一种极端的激进的立场来表达一种极端守成的文化保守主义心态。这同时也折射出旷新年对于历史的理解是缺乏真正的历史精神的，其实只要他真正潜回到他的“当代文学”时代，去真正对比那时的“人”与今天的“人”的生存状态，我想他在文章中的立论可能会有所改变。旷新年在整篇文章中透露出他对过去政治神学的无限虔诚与顶礼膜拜，他希望文化和文学退回到他心目中的“卡里斯马”时代。这无不说明他在放弃一个知识分子对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前途和未来的批判性思考，放弃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的承担。将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和前途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一个具有神学意义的政治领袖来思考和规划，自己只愿意做一个恭顺的言听计从的工具性的执行者，不能不让人感到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上的退却和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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