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1），唐德宗贞观八年（公元七九二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阳山令、潮州 刺史、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长庆四年十二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br>
韩愈主张辟佛兴儒，是唐代儒学及文风复古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他提倡三代两汉散文，用散文代替骈文，在文学形式上则力主创新，对后世散文的影响尤其深远，“桐城派”便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同时他的诗歌因风格险怪，也被誉为“以文为诗”，与孟郊、贾岛等人自成一派，史称“韩孟诗派”，有门人辑的《昌黎先生集》传世，后世称他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劳，因为他谥号“文”，故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br>
翻开中国诸多的思想、文学史，对韩愈的评价可基本归纳为三点： <br>
一，  其人“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斩韩书》），铁骨铮铮敢于直谏，不畏权贵，为天下所重。 <br>
二，  他对佛、道两教所持的批判态度，以及倡导儒学使之再次发扬广大的重要作用。 <br>
三，  提倡古文，尤其是三代两汉的散文，一改自南朝以来骈骊文体的绮糜之风。 <br>
韩愈之所以能在后世有如此之高的声誉和评价，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苏轼和欧阳修二人，尤其是苏轼起了极大的作用。 <br>
应该说，自他在世期间至北宋之前，韩愈的文章、事迹都是不如象现在那样被世人所推崇的，不然也就轮不到欧阳修从“蔽筐”里发现那六卷破烂散脱的手稿了。后来苏轼的一篇《潮州韩文公庙碑》，则开始真正把他推到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崇高的地位：“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在这里，苏轼是将他许为秦汉以来“文”、“道”之继承和复兴的领袖人物的；而欧阳修也在《新唐书》中韩愈的列传里评价他说，“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 <br>
不过在这些赞语里面，只怕有不少是不尽不实的溢美之词，尤其是“道济天下之溺”、“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等等赞语，着实是有点过头的。而这些并不单单只是欧阳修、苏轼等人对韩愈的推崇之语，韩愈本人亦做如是想。他曾经编撰了这样的道统传承渊源：“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言下之意，这等“先王之道”于孟子之后已然再无传人，到他这里又再次被力倡并发扬光大，那他自然理所当然就是接班人了。 <br>
儒学一道，孔、孟之后，自有荀况继之。其两大弟子韩非、李斯博采众长，以法家治国扫天下，此论当无可疑。而秦汉以降则应首推董、扬二人。董仲舒创“性好情恶”之性三品说，使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在此后历代中原帝国都把儒学奉为国学的无可动摇的地位；扬雄则继《论语》而作《法言》，立善恶俱有论，此皆不世之功。而韩愈的性三品说，则明显胎出董说而非其首创，因此无论是在对儒学的政治地位巩固、还是在对学术的发扬光大两方面，想要在政治、学术上跳过乃至盖过荀况、董仲舒、扬雄等人，直接去当孔孟之后千余年来的第一位接班人，这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br>
后世人推重其才华，加之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的传统也是一向不吝啬过誉之词的，所以欧阳修、苏轼拍上去的那几下，尚有可宥之处，可韩愈作为堂堂“文起八代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