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对司马迁之死的思考
作者:佚名 时间:2006/8/12 19:05:48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3549
带着这一谜团,笔者再一次走进《史记》,当然也没放过他的另两篇文章《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以及《汉书•司马迁列传》和其他相关史料,试图不自量力地去扣击那扇关闭已久的大门,妄想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欲知其死,先问其生。要知道一个人死在什么时间,是怎么死的,就不能不了解他为什么而活,是以一种什么状态而活着。
司马迁,其远祖就“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已是当时一流的学者,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于黄子”,又曾著文“论六家之要旨”,后来,又做了管理皇家藏书以及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的太史令。深厚的家学渊源,对他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少年时期,司马迁曾“耕牧河山之阳”,也掌握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又学习了古文,并向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尚书》,个人的努力,名师的指导,使他很快就具有渊博的学识。不仅如此,司马迁又“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行万里路,使司马迁的历史知识为之增多,使他的生活经验为之丰富,使他的眼界为之扩大,使他的心胸为之开阔,同时也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
恰在司马迁从西南归来时,其父已至弥留之际,这时他拉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留下遗嘱:“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勿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流涕说:“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其实,写一部总结性的历史著作,不仅是他父亲的遗愿,也同样是司马迁本人由来已久的愿望。经过了春秋战国连绵不断的战争,经过秦王朝的暴政,也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战争,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终于建立。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来一个总结,给一种阐释。面对历史赋予的使命,司马迁当仁不让,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意思是说,中国古代的文化,到孔子手里作了一次总结,把它保存在六经里。从孔子到司马迁,时间又过了五百年,需要再作一次总结性的整理,自己要勇敢的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
总而言之,完成一部总结性的历史巨著,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的必需,是太史令的职责,是司马迁之父的遗愿,也是司马迁的自觉行为。是《史记》选择了司马迁,也是司马迁选择了《史记》。《史记》,它只有司马迁这样的人才能完成;司马迁,他专门为《史记》而诞生!
其父死去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家室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年),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臾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杜门谢客,殚精竭虑,一心一意著述《史记》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的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不料汉武帝听到他这一说,即龙颜大怒,认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他十分宠信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获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对司马迁而言,创口之难以愈合,长期流血流浓,腐臭不堪的苦难,也许能够忍受;那种“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凄惶状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的羞耻,和被隔绝的孤独,才是他最大的痛苦。作为一个有尊严的正直之士,司马迁当然知道“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也知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理,他不只一次的想到了“引决自裁”,死当然十分容易,但他又想到,“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他又进一步对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行思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假如自己现在死去,将有负于时代的使命,有负于父亲的嘱托,有负于师长的重望,有负于朋友的期待,当然更有负于平生所学,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就轻于鸿毛。为一时之名节,赌一时之气去慷慨赴死,固然痛快,那后人将不会看到《史记》的诞生,历史上也不会留下司马迁的名字。这时他又想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秋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自己也要像那些古圣先贤一样,忍辱含垢,苟且偷生,来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
从监狱中出来,司马迁成了一个“埽除之隶”“闺阁之臣”,与宦者无异。在肉体的炼狱里烧烤锤打之后,司马迁又被投进一个精神的地狱,被损害被侮辱的记忆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他“肠一日而九回,居者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至斯,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其痛苦之状可想而知。但另一方面,这次经历,使司马迁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世态的炎凉,统治者的凶残,痛定思痛,也使司马迁精神上脱胎换骨,正如孙悟空从八卦炉中出来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一样,司马迁从监狱出来,已使他拥有深邃的思想与犀利的眼光,使他可以洞穿历史,彻悟人生。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如果说,以前司马迁的所有经历与努力,已使他具备创作《史记》的文学水平与历史知识的话,这次变故,又使其获得了创作一部伟大历史著作的思想与认识。作为普通人的司马迁,遭此厄运,何其不幸!作为正在创作《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遇此磨难,又何其幸运!如果说,司马迁是为《史记》而出生,为《史记》而成长的话,那么,现在司马迁是为《史记》而活着。创作史记,是司马迁的精神支柱,也是司马迁活着的唯一理由,正如他自己所说,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到了太始四年(前93年),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由此可见,《史记》一书,应当已基本完成,此时司马迁五十三岁。但此后事迹,似已不可考。后人在他的故乡建立了他的祠堂和墓葬。祠堂分四个高台,前三个台阶上分别有一个牌坊,每个牌坊上分别写着“高山仰止”“龙门才子故里”和“河山之阳”,最后一台是司马迁的墓葬,墓前有一碑,上书“汉太史公墓”,但这也只是司马迁的衣冠冢。司马迁之死依然是个难解的谜。
完成《史记》后的司马迁又做了些什么?到哪儿去了?在哪一年死去的?难道就从人间蒸发掉了?也许他什么也没做,哪里也没去,就一直呆在自己的家里,息交绝游,老死户牖;也许待他的著作刚一杀青,他就独自一人隐居深山,再也没有回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就是为《史记》而活着,现在《史记》完成了,司马迁心愿已了,再加上他本来就生不如死,痛不欲生,于是他便找一个无人的地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也是一种可能。《汉书•司马迁列传》记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其实,其它的一切,已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已经完成。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司马迁为《史记》而生,为《史记》而长,为《史记》而隐忍以活,《史记》完成了,司马迁的生命价值已经重于泰山,至于那副已被人阉割了的臭皮囊已无关紧要,轻于鸿毛。《史记》因司马迁生命的丰富而丰富,因司马迁精神的崇高而崇高,因司马迁人格的伟大而伟大,司马迁因《史记》已成为史之王,史之圣,他的生命到他完成《史记》的五十三岁已经达到辉煌的顶点。卒年不详,也许这正是治史的司马迁故意留给后人的一笔告白:又活了多少年,是怎么死的,死在什么时候,已毫无意义。
司马迁已经不朽,《史记》也定然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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