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与精英教育：虚假的等号

　　

　　高尔夫打入高校，中国社会再次引发“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争论，这些争论显得敏感而慌张。于是，什么是精英，什么是大学——许多基本的价值判断，竟让人疑虑丛生   
　　10月14日下午，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来到山东大学参加高校合作与发展论坛，仔细阐述了如何进行大学里的精英教育的话题。但他没料到，在近50分钟的讲话里，惟有下面几句话最具影响力，并在之后几天将厦门大学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两个月后，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投入使用。今年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高尔夫球。” 
　　舆论一片哗然。 
　　反对者大多指向两个问题：开高尔夫球课是否就是精英教育？建高尔夫球场耗资巨大，能否拿来建设图书馆等更有益的教学设施？ 
　　支持者则称赞厦门大学有自己明确的教育理想，勇于承担起现在大学普遍缺乏的精英教育理念。 
　　10月18日，朱崇实校长接受《厦门日报》专访，他声明，自己从未将高尔夫等同于精英教育，只是在提到本校的精英教育时，引了这个例子。” 
　　不过这一回应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争议乃至批判还是源源不断。10月19日，旅美学者薛涌在博客中写道：“厦门大学此举，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超前腐败的阶段。”这篇名为《高等教育的超前腐败》的文章被挂在新浪博客首页，点击量将近四万。 
　　学生对高尔夫的态度 
　　厦门大学bbs“鼓浪听涛”在接连几日的“十大”帖中都有话题涉及此事。 
　　从bbs上看，较多发言的学生表示支持学校的做法，他们认为学校提供这样的活动条件是一件好事，不仅能增加自己的技能，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也会大有用处。 
　　此次高尔夫球选修课一推出，就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厦门大学厦门校区的网上报名系统第一天启用，仅半天时间内60个名额就被注册完毕，而漳州校区的课程计划只招收60名学生，却有280名学生报了名。 
　　持反对意见的人也有。张一凡(化名)是厦门大学大四的学生，他说：“打不打高尔夫，本来就是一个兴趣问题，根本没必要把它作为一个必修课。高尔夫不像游泳之类的，可以成为一种求生的技能。强迫学生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其实厦门大学早在2005年就开设了高尔夫球课作为体育选修课，那时上课的场地在毗邻厦门大学漳州校区的一个高尔夫球场，球场主人的父亲是厦大校友，愿意为母校提供这个方便。选课的学生每学期自付50元到100元往返高尔夫球练习场的交通费，此外没有其他费用。 
　　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周曦介绍说，厦门大学的体育课一向比较丰富。她本人就曾选修过野外生存课，一学期会有几次去海岛之类的地方，进行野外生存训练，每次都会在训练地过夜，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回忆。高尔夫不过就是体育课中的一种。 
　　精英教育与高尔夫有染？ 
　　今年，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都开始设立高尔夫选修课，北京大学也计划建设高尔夫练习场。而内地高校第一个高尔夫学生社团也已于2005年12月20日在北大成立。高尔夫越来越多走进高校，但没有一次像厦大这样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许是因为，高尔夫第一次这么明显地与“精英教育”放在了一起。 
　　厦大校长朱崇实在24日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时，表达了自己对于精英和精英教育的看法，“精英有着远大的理想，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把长远利益摆在短期利益之上，同时，他们也愿意脚踏实地为实现理想而终生奋斗。”而对于精英教育，他则强调“中国一定要有若干所一流大学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精英，如果一流大学都失去了这个目标和方向，那么等到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可能就会有一代甚至几代人被耽误”。 
　　朱崇实的看法虽然挽回不少同情分，但《大学有问题》一书的作者、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熊丙奇还是毫不客气地指出高尔夫属于精英教育范畴的错位，“把培养精英与毕业生的年薪、工作岗位、办公环境划等号，使得校长产生高尔夫对学生日后就业有利的错觉,但实际上真正的精英教育绝非如此。这样的精英标准对于一流大学来讲是非常低的。” 
　　旅美学者薛涌在博客中将美国大学体育教学项目与厦大做了对比，前者最流行的项目，基本都是橄榄球等的集体项目，而非不提供团队合作、带有炫耀性标签的高尔夫。其原因就是美国大学把体育放在教育的核心地位，并渗透着精英教育的意识：一个校队的队长到华尔街找工作，有时比一个优等生还有优势。 
　　事实上，从事大学体育的学生，日后的成才率(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界)比不从事的要高得多。因为在球队这个集体，早已为具有精英潜质的学生提供了施展领袖才能的环境和舞台。 
　　显然，这场关于高尔夫与精英教育争论的背后,隐藏着教育改革导致的连锁反应难题。 
　　10月26日，本刊记者联系厦门大学，校方称，不愿再对此事发表意见。
　　什么人是精英？
　　“精英是整个社会最上层的那群人,永远是少数。最简单的衡量方式，就是看资源的掌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或是符号资源，此外还包括社会地位、政治影响、财富占有和文化创造。”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 
　　谈到精英教育，一些人总会习惯性地将它与贵族教育进行比较。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高益民认为，两者并不完全等同：贵族的教育带有世袭的味道，开始于早期的家庭教育，如请家庭教师来训练贵族式的礼仪；精英教育则与身份无关,重在培养学生的精神、品格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也许全社会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渴望，造成了国内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的基建热潮，大学越来越多地跟“大楼”挂起钩来。也是在今年10月份，一则“高校大门造价排行榜”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开来。山东聊城大学的大门被评为“高校最大、造价最高的大门”，有网民称成本高达8000万；南昌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学校的大门也分别名列前茅。山东聊城大学校方后来出面澄清，其校门造价只有300万，其他学校也纷纷表示网上流传的数字过于夸大，但这些校门造价数字仍旧不菲。 
　　硬件的建设紧锣密鼓，软件上却未必步步紧跟。 
　　王艳(化名)现在在首都经贸大学读四年级，她说自己学校近两年来缩减了很多基础课，诸如大学语文、心理学、逻辑学等人文学科和理论学科，很多都从必修课或限定选修变成了任意选修。“这些课跟京剧、食疗之类的好听又好考的课放在一起，许多同学肯定会选后者。但我还是觉得，这些基础课程对人的思考方式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应该缺席大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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