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周作人后期的笔记体散文

　　陈平原先生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一书中，提到应“关注‘笔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功用”，因为“这种兼及‘散文’与‘小说’的著述形式，对于文体的转换与革新，关系重大。”又说“宋元以降，读书人的笔记，有的成为‘著述’，有的则只是‘摘抄’。关键不在体例，而在有无自己的发现。”——这一点很重要，当年林语堂谈周作人，就曾有“然而后来，所写文章，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的说法，仅仅将周氏后期的抄书体和笔记体散文视为一种无意义的摘抄，其实这种批评对于周作人来说是很冤枉的，他写文章何曾“不表意见”？只不过表得相对隐晦而已，林氏行文立论，往往失之轻滑。
　　周作人的笔记体散文，主要收在《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两本集子中，计二百四十余则，每则长者不过一千余字，短者仅一二百字，有时引文就占了篇幅的一半，因此，是没有当作正式文章来写的，据周氏在《秉烛后谈•自己所能做的》中的说法：“我不喜掌故，故不叙政治，不信鬼怪，故不纪异闻，不作史论故不评古人行文得失。余下的一件事便是涉猎前人言论，加以辨别，披沙拣金，磨杵成针，虽劳而无功，于世道人心却当有益，亦是值得做的工作。”此种胸襟，已胜过今之以旧币铸新钱者百倍，而“披沙拣金，磨杵成针”的工作，就更是非见识广博且别具手眼者不能胜任了。如通读这二百多则笔记一过，便可断定，这是“著述”，而非“摘抄”；多咀嚼几遍，则会发现，这两本小小的集子，实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一大创格，意义非同小可。　　
　　先说“体例”。体例无高下，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各擅胜场，要在写作者之水平如何，但确如陈平原所说，“笔记”这种体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功用及价值的。散文、小说、诗歌、戏剧，中国有，西方也有，可是我未见西方人写过类似于《酉阳杂俎》或《容斋随笔》的笔记，或许是没有，就算有，也必定数量极少，不足以引起重视。与西方不同，在中国，笔记极为繁盛，我自己读过的，就不下百种，听说过的，有近千种，加上其它未曾听说的，累计起来，总数当在三千以上，对于留存下来的古书而言，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为什么“笔记”这种体例中国有而西方没有？这可能关系到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西方人的思维重理性，逻辑清晰，医学、天文学、民俗学、神话学、经济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分得很严很细，都有专门的学者去研究，中国人却不这样，在古中国，主要的学术是经学、史学之类，民俗学、神话学、动植物学这些学问，多被视为无关紧要的末节，因此均未形成专门的学科，且缺乏专门的著作，有关的记载和研究往往就分散在各种笔记当中，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即是例子，中国人的思维亦较重感觉和趣味，为文治学，往往支离汗漫，脉络很不清晰，像苏东坡这样的大“杂家”，是为数不少的。
　　应该说，“笔记”是一种“混合型”的体例，它不仅仅在形式上融合了散文与小说，也在内容上融合了史学、民俗学、动植物学等各种杂学，这种创作形式比较适合于见多识广的“杂家”。与苏东坡一样，周作人也是个杂家，论其所知之博，所见之深，均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对于他来说，选择“笔记”这种体例进行创作并非偶然。此外，周氏改写笔记还有另一点原因，在《书房一角•原序》中，他说：“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简要，不说废话，点到即止，这确是笔记的一个好处，如果是写正式的散文，纵不必像过去写小说那样须有开头、过程、高潮和结尾，至少也应说些不必要的“废话”来充实内容，才能撑起一篇完整的文章。
　　但“简要”并不等于“简单”。如止庵所说，周作人的笔记体散文，“虽然切入点和感受范围都小了，背后的意蕴仍相当广阔深厚。”此外，在行文上，虽短小却变化万端，以《药堂语录•序》为例，此文主要是谈“药堂语录”这个名字的由来，但东一折，西一转，提到杨子云王仲淹自己著书为后人菲薄，提到刘青园的《常谈》、李登斋的《常谈丛录》、延荔蒲的《老生常谈》，提到数年前作《药草堂记》和对本草的兴趣，最后又扯上几笔儿时的回忆和家乡的民俗，短短几百字，包容量如此之大，涵盖面如此之广，以我所见，中国的文人当中，仅鲁迅和周作人两人能够做到。其迂曲回折，左右映带，则愈增文章丰腴之美。因此，所谓“笔记体”，并非仅仅以思想观点取胜，而是文质并茂。　　
　　再说“自己的发现”。虽说周作人写笔记是“披沙拣金”的工作，其行文多本于古人的某种或某几种书籍，但其中并非没有“自己的发现”。周作人在抄引古文时尤与别人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佞之抄却也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若百中得一，又于其百中抄一，则已大喜悦，抄之不容易亦已可以不说矣。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百中得一又于百中抄一，其难度可以想见，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读书极多，二是眼光超卓，前者是沉潜，后者是高明，中国文学史上，从古至今，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寥寥无几。所以，其“抄书”本身就蕴涵着一种“自己的发现”——一般人写文章，多不过是用自己的话复述他人的观点；周作人写文章，却是用他人的话阐述自己的观点。
　　止庵也曾谈到周作人笔记体散文的重大文化意义，他说：“《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不是当文章写的，思想含量却不小，文化批判精神仍然贯穿始终——这包括‘疾虚妄’和‘爱真实’（或者说‘重情理’）两方面，从前者出发排斥某些东西，从后者出发则吸纳某些东西，而且因为所涉古籍甚多，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批判工作，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两本书完成的。”这是很平实的见解，很多人认为周作人后期思想变得消沉了，不复有五四时期的凌厉泼辣，但事实上，这只是表面，周作人的思想中有很多一贯的东西，如“疾虚妄”和“重情理”，是至死都未曾改变的，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有很多文章涉及到一些大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大见解，发了一些大议论，如《药堂语录•科目之蔽》中说：“孔子论人事只讲仁恕，正是儒家的本色，孟子说义，便已渐近法家了，老庄觉得仁恕也济不得事，凡事想到底自都不免消极。总之古来圣人何尝说及那些怪语，而后来士人津津乐道，此正是儒之道士化，盖历汉唐宋明而遂完成，其源流不自外来，其影响亦不及于外国，与女人缠足的历史很有点相像，此一节亦甚可注意者也。”又如《药堂语录•女人三护》中说：“我常觉得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和法家，二者调和乃成为儒，而这化合往往未能完成，遂多现出本色，以法家为甚……佛道至今称为二氏，唯其好处颇不少，足补正儒家之缺失，识者当不以为妄言也。”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话，有文化批判眼光，理应得到重视的，惜乎识者不多。
　　当然，二百多则笔记中，也有很多不涉及重大问题的，但即使谈寻常事物，作者亦皆秉持了“疾虚妄”和“爱真实”的精神，以常识来破除虚妄，语多通达近情。如《药堂语录•鼠数钱》一则，又如《书房一角•溺鬼》一则，不仅涉笔成趣，且有自己的眼光和判断，这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周作人写的笔记体散文，文言成分较之前一时期的抄书体更为浓重，这也是为了表达之所需，所谓大家者，原非古今中外的框框所能牢笼，有些人一嗅到文言气息便大骂“复古”，则未免见识过于浅陋了。文言与白话本无高下之分，亦非判然两途、绝无联系，若根据文章情境调处得宜，文言白话搀杂起来，也可以写出好文章，这一点，周作人证明了。但是总体而言，周作人的笔记体散文是不太得人心的，有名的文人如林语堂者，也不能理解，其原由，一来是因为这些笔记在表达上较为晦涩含蓄，文笔亦质朴无华，不似一般散文的飞扬跳脱，如只观表面，很容易产生“老古董”的印象；二来是因为周作人在写这些笔记体散文时已经失节，屈身事敌，而中国人恰恰是分不清文学和政治的。
　　所以说周作人很寂寞，知者寥寥，只好在古书中寻找知己——这一点，他自己也曾一再表述过。但寂寞也好，热闹也罢，斯人已逝，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所担忧的是中国散文写作上背负的框框和包袱太多太重，两千多年的经验累积下来，形成了很多难以打破的成见，束缚极大，以周作人之盛名，尚不能免于寂寞，何况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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