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现在价值”

　　一、“鲁迅”是谁? 
　　我们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我们讲的“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并突出“20世纪中国与东亚经验”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最近二十年,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盛行着两种思潮:或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在‘割裂了传统’因而主张‘回归儒家’;或者以为对西方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的拒绝,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主张‘走英美的路’。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或转向外国,而且限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却恰恰忽略了‘现代(20世纪)和中国’,即使是讨论现代中国学术和文学,也是偏重于亲近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那一部分学者与作家。这样,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现实的变革,以解决现代中国问题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反而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这些年孙中山之受冷遇,毛泽东之被遗忘,鲁迅之一再受到攻击,绝不是偶然的。” 
　　二、“鲁迅”的“现在价值” 
　　我在一篇讲述鲁迅“远行以后”的命运的文章里,有这样的描述—— 
　　八十年代末,鲁迅运交华盖,突然变得不合时宜。 
　　风行一时的新保守主义者反省激进主义,把五四视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源头,鲁迅的启蒙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同义词。 
　　悄然兴起的国学风里,民族主义者,还有新儒学、新国学的大师们,鼓吹新的中国中心论,自然以鲁迅为断裂传统的罪魁祸首。在某些人的眼里,鲁迅甚至免不了汉奸之嫌。 
　　号称后起之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者,视理性为罪恶,以知识为权力的同谋,用世俗消解理想,告别鲁迅就是必然的结论。 
　　用后殖民主义的眼光看鲁迅那一代人,他们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的批判,不过是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的附和。 
　　自由主义鼓吹“宽容”,炫耀“绅士风度”,对“不宽容”的“心胸狭隘”的鲁迅,自然不能宽容,他被宣判为极权统治的合谋。 
　　还有自称“新生代”的作家,也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 
　　这样的情况,在21世纪初仍在继续。 
　　因此,在当代中国,研究鲁迅,言说鲁迅,传播鲁迅思想与文学,就具有某种“文化反抗,文化坚守”的意味。我读韩国朋友的鲁迅研究论著,也多少感觉到这样的意味。因为在这个美国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猖獗的世界,鲁迅所参与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遗产,同样显得不合时宜;“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三、“信仰”、“革命”与“实践” 
　　(一)“信仰”问题 
　　正如日本权威的鲁迅研究专家丸山升在《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所指出的,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精神危机,是我们今天讨论鲁迅的遗产的价值问题的一个基本背景。理想与信仰的缺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当代中国,这样的信仰危机是特别严重与典型的。成年人社会“做戏的虚无党”与“伪士”的猖獗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造成了相当一部分青少年中“什么也不相信”的虚无主义,“一切都无所谓”的玩世态度,以至“生活没有目标”的空虚与淡漠。面对青少年的精神危机,有人试图回到“虚假的信仰主义”那里,实际是要制造大大小小的新“伪士”,这是既无效也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式的“信仰主义”就有它的特殊的借鉴意义。 
　　这涉及对鲁迅的理解。鲁迅的“虚无”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他对“本味”的追问,形而上的思考所形成的研究者所说的“本体性的黑暗感”;另一则是现实层面的他自己所说的“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与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彻底的怀疑精神、否定批判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敢于正视现实的血淋淋的真实的求真精神;正如丸山升所说的“在未来的希望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不容易信仰现成的‘理论’”,所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的清醒。这其实就是对“伪信”的拒绝。而惟有拒绝了伪信,才不会成为“伪士”,才有可能超越虚无,成为真正的信仰者。什么是鲁迅的信仰,这是需要深入研究与讨论的。在我看来,这些年经常提到的鲁迅的“立人”思想,至少是可以看作是鲁迅的理想与追求的。或许更重要的是,是他由此焕发出来的对现实世界一切剥夺“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奴役现象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与丸山升特别强调的“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精神。我以为正是这样反虚伪、反虚假的求真精神,与为“理想之光”所照耀的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精神,构成了鲁迅式的信仰的基本特点,这正是当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所需要的。 
　　(二)“革命”问题 
　　在鲁迅的概念里,“革命”是与“改革”、“不满足现状”、“批判”、“反抗”、争取“沉默”的国民的基本权利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当下的中国与世界却都成了问题。在美国为主导的所谓国际“反恐”里,一切反抗都被看作是“恐怖主义”。鲁迅在《这样的战士》里说:“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但在现实的中国,却只见“太平”,没有“战士”。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是知识分子自己放弃了“战士”的选择。他们中的“先觉者”更是早已宣布“告别革命”。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对“永远的革命者”的呼唤,就正是切中时弊。在我的理解里,鲁迅说的“永远的革命者”也就是他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其内涵有二,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站在平民一边。这是能够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的。 
　　我还想强调为毛泽东所盛赞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这是作为“永远的革命者”、“精神界战士”的鲁迅最重要的精神品质,而如毛泽东所说,“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我看来,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思想与精神的独立自主性与主体性,这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实践”问题 
　　回顾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鲁迅的实践精神恰恰是被忽略以至贬斥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对鲁迅后期的评价上。我们知道,正是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的实践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方面他用杂文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另一面又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际革命运动相配合,直接参与了群众的抗议运动。但在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都成了鲁迅的“罪状”,至少也是鲁迅的“局限性”:鲁迅的杂文战斗被看作是“意气用事”,是“浪费才华”;鲁迅与工农革命运动的结合竟被诬为“与极权合谋”。这同样不是偶然:它正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犬儒主义、伪清高、伪贵族主义的倾向,他们真的如鲁迅在《伤逝》里所描写的那样,被关在金丝笼里,“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甚至是失去了行动的欲望与要求。正是这样的精神萎靡状态,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在现实中国社会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变动中也将同样无所作为。在我看来,鲁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实践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中,显示出了它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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