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边塞诗人心态解读——巴人夜语之五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对王翰这首《凉州词》“旨趣”作何把握，历来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对战争罪恶的控诉，是“悲伤语，沉痛语”；有人认为表现了将士激昂慷慨义无反顾的爱国精神，是“豪壮语，悲壮语”。到底作何指认、解读？
　　其实，存在解读障碍的又何止《凉州词》？盛唐边塞诗人的不少边塞诗作有此“共性”。要真正解读，必须按朱光潜先生所谓“知人论世”之法，既“知人”，更应“论世”——对盛唐背景有所爬梳、了解。
　　隋唐统一结束了近四百年分裂动荡局面，经初唐治世安民，开疆拓土，到盛唐，国力强盛，国土辽阔，呈现出“盛唐气象”。在政策上，限制豪门士族势力；在用人上，兴科举，擢官吏；在思想文化上，儒释道并举并重。加之经济日兴，舟车更便，文人士子游学登临甚众，因而，视野更为辽阔，胸襟更为博大。于是，唐代文人士子萌生建功立业的愿望。当时边事不休，文人崇尚军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成为当时众多士子的共同心态；而国内承平气象又自然使人想到秦汉王朝空前威严雄浑气象（因此之故，唐代文人爱在诗中出现“秦汉”字眼，如许浑《咸阳城东楼》中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李白《忆秦娥 》中“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王昌龄《出塞》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种对秦汉王朝的追慕情怀，笔者姑名之为“秦汉情结”），这更激起诗人心中的豪情。在这一背景之下，王翰在《凉州词》中吐露的应是“豪壮语”。据《全唐诗》载，王翰处身于开元盛世，“登进士第，举直言极谏……日与豪侠饮乐游畋，坐贬道州司马”。由此可知王翰禀性刚直豪爽，其诗当视为“豪壮语”。即便诗中有些许感伤，但亦为建功的豪情所掩盖，“豪壮语”中有“悲壮语”，“悲”不失其“壮”。
　　盛唐边塞诗人中作豪壮语者颇多。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以“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极写军情之急，以“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力衬唐军之勇。高适在《燕歌行》中，以将士面对“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的酷烈战争，表现出“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哪顾勋”的无私报国。就连喜好云游山川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也有“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的报国豪情。这些特质，无不归结于盛唐气象。没有盛唐，就没有豪气干云的边塞诗人。换言之，盛唐边塞诗是盛唐与边塞诗人美丽相遇的牡丹与奇峰。
　　不可回避的是，盛唐边塞诗人的这种豪情往往伴随着“边愁”。边地辽远，生活苦寒，“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李白《塞下曲》），羌笛“怨”杨柳自在情理之中。在组诗《从军行》中，王昌龄才抒发“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的豪情，又流露出“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的愁绪；在李颀笔下，男儿“赌胜马啼下，由来轻七尺”何等豪迈，“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古意》）又何等凄切。在组诗《凉州词》中，王翰既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迈，又有“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的哀愁。
　　当唐军数次失利之后，面对铁骑陷没瀚海、甲胄抛洒边关的事实，“边愁”更多体现为幽怨。李颀《古从军行》中“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就表现出对战争的怨恨。这种怨恨情绪，在国力衰弱、王朝式微的晚唐，就日渐突出了。“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表现的是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悲剧；而“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已亥杂诗二首》）将矛头直指统治者。
　　不过，在盛唐边塞诗人心中，豪壮为其主旋律。因为诗人是时代的歌者，作品是时代的投影。在时代的怀抱中, 诗人的心曲必然会在作品中留下回声。当我们拥衾夜读，或静听帘外风雨之时，瀚海与雪原，刁斗与羌笛，长剑与铁骑，无不在盛唐诗人的豪迈劲朗的高歌中，如一路风，自册页飒沓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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